蔡英文總統第二任期的內閣名單剛出爐，立即遭受婦權團體批評「倒退30年」。這個懸殊的性別比例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它是「用人唯才」的結果，抑或是反映女性就業的艱辛？而它所釋放的訊息，又是什麼？
蔡英文總統在她第二任期的就職演說中說道：「國家的光榮感，生死與共的共同體，這一段記憶，將會存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團結的感覺，就是這個樣子。我們今天現場，有許多各國使節代表，而且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許多國家，也都在關心台灣。」
她所指的，雖是防疫，但也是任何一項台灣人共創的難忘經驗，包含我們在追求性別平等道路上的一次次突破。
我不禁回想起一段與辦公室同事的對話。那是在今年初，總統、副總統暨立法委員改選後沒多久，全世界真的都在關心台灣——看我們再度選出一位女性總統，以及超過四成的女性立委。那時候的我，也曾體會「國家的光榮感」。
同事問我：「可以幫我查一下立委改選後的性別比例嗎？女性立委比例應該比上一屆高吧？」我點點頭，連忙在網路上搜尋數字。「順便也給我一份內閣性別比例好了！」他又說。我抬頭望著他，小小聲地說：「應該很低」，便又回去找數據。我把兩份數據給了他，他看了一下，收起立委那份，把內閣那份還給我，說了聲「謝謝」。
幾個月後，那份被退回的數據終於有機會被全面翻新。結果出爐，卻是一份男女比例更為懸殊的「男海」名單——女性閣員比例僅有 4.76%。這份名單立即受到婦權團體的撻伐，卻也引起網路上許多人以「用人唯才，無關性別」為由，大力聲援。
面對這份吵得沸沸揚揚的內閣名單，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看待？內閣性別比例懸殊與性別平等到底何干？或許可以順著以下脈絡來釐清。（延伸閱讀：蔡英文新任內閣，史上最「男」：女性參政比例，到底意味著什麼？）
「用人唯才」是社會共識，但「才能」往往淪為合理化性別失衡的說詞
首先，或許可以先談談大家的共識。
支持新內閣名單者，無非是肯定這些人的能力，強調的是「用人唯才，無關性別，這份名單只是恰好幾乎都是男性」，他們看的，是名單上的人；而不支持者，也完全不否認能力的必要性，他們只是認為，這份名單可以更具性別意識，更反映社會組成，更正視政府作為人民表率的職責，他們看的，更是名單以外的人。儘管聚焦的方向不同，「用人唯才」其實是雙方的交集。
也就是說，對名單提出質疑與抗議者，無意否定名單上某個人的才能，而是對整體呈現的性別懸殊比例感到不滿。他們在意的，是這份名單呈現的情況——當前政府的金字塔頂端仍由男性佔多數，而這些人並非經由人民直選，是執政高層篩選後的結果，是人為的。他們拒絕的，是用一句簡單的「用人唯才」，否定女性的才能、忽視女性面臨的困境。
我們無從得知女性在名單中消失，是一開始便不在，還是在遴選過程中遭剔除，但能力絕非女性所缺乏的，否則公務人員的性別比不會是近乎 1:1，女性立委的比例不會超過四成、女性直轄市及縣市長，以及女性市議員的比例不會都超過三成。否則，連任的蔡總統，不會得到有史以來的最高票。
如同婦女新知基金會指出：「拔擢人才時，『性別』與『能力』的論戰，往往是用來合理化性別失衡時的遮羞布。」有才與否，不該是爭論的主軸，一味強調名單上由男性霸佔只是「恰好」，更是嚴重忽略了能力以外的事，包含機會、經驗與社會期待。
懸殊的性別參政比例背後，是女性就業的艱辛
如果能力並非癥結，那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女性在名單上消失？或許，我們可以透過幾個數字來思考。
首先，是勞動參與率。2018 年，未婚男性的勞參率為 68.51%，略高於女性的 63.56%。然而，在有配偶或同居者的勞參率中，男性為 68.28%，女性則為 49.27%，兩者差距高達 19.01%。
其次，是結婚離職率。2016 年，15 至 64 歲的女性結婚離職率為 29.92%，其中僅有約半數女性復職，且平均復職間隔為 6 年 1 個月。
第三，是生育離職率。2016 年，曾因生育第一胎而離職的者有 79.4 萬人，離職率為 24.99%；曾因生育而離職者有 90.9 萬人，復職率僅為 55.57%，且平均復職間隔為 5 年 5 個月。
第四，是就職意願。2016 年 5 月，在 15 至 64 歲的女性中，除了未婚者外，「做家事」是她們無就業意願的主因，包含 52.96% 的有配偶或同居者、 30.16% 的離婚或分居者及 41.32% 的喪偶者。此外，有配偶或同居者，且有未滿 6 歲子女的女性中，有 85.25% 的人表示因為「需照顧子女」而無就業意願；但對有配偶或同居者的男性而言，因同樣理由而無就業意願者僅 0.29%。
第五，是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申請比例。自 2009 年實施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至 2018 年底，女性申請者佔總數的 83.34%，男性則只佔 16.66%。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婚育是影響女性就業的原因之一，而其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當女性在升遷名單上消失，有可能是因為她真的在職場上消失了；當女性被認為經驗不足，有可能是因為她有 5 至 6 年的經驗，是填在履歷表的「照顧孩子」那欄；當女性被以「她說過沒意願」而遭刪除於重要職位上，有可能是因為另一伴的就業意願，比她的更重要。
內閣性別比例的數字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數字背後的失衡原因，我們看見了沒？
520 行政院長蘇貞昌主持行政院院會。圖片｜行政院
邁向更好的國家，政府應該扛起形塑性平風氣的責任
這份性別失衡的閣員名單，是一個社會現象的縮影，也是一個社會現實的扭曲——它呈現的，是男性佔多數的領導階層；它扭曲的，是社會中真正的男女比例。當政府作為人民的表率，作為社會改革的推手，內閣成員便具有示範性的作用。他們是典範，是楷模，無論作為個體或集體，他們是擔負教育意義、形塑社會風氣的少數。
所以，政府應該更為嚴謹地看待內閣組成所釋放的性別資訊，以及對性別意識能產生的後續影響。
比方說，以家庭為由請辭的文化部長鄭麗君，她所釋放的訊息可以被解讀為個人的選擇，也可以是「女性擔任家庭照顧者」的結構性處境。與其讓結構性歧視的問題被放大，若是政府願意，也敢於提供更好的支持網絡，讓一個有能力的女性，也可以找到方法去支持家庭，是不是能傳遞更為正面的訊息？
同理，當內閣進行全面改組，政府可以做的，是透過提高女性閣員的比例，帶頭營造一個性別平等的風氣，讓女性參政「不再難得」，女性閣員並非「萬中選一」，去破除「女性－家庭」的歧視性性別連結，傳達政府積極確保女性能放心上班的訊息。女性的能力，無庸置疑，而我們談到的機會、經驗與意願，更是需要女性進入決策高層，去扭轉社會的觀念、改變不友善的制度、實現女性的期盼。
蔡總統說：「一個更好的國家，政府必須要擔起更多的責任」，而一份看得到推動性別平等決心與誠意的名單，便是這樣的責任。唯有如此，鄭部長的離開，才可以真的是一個自主的選擇，不會覺得是女性的可惜，並且，對男性閣員來說，也很自然、平常的決定。
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第十五任總統就職演說。總統府。
婚育與就業的關係。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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