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亞洲人的手臂上都有施打卡介苗的疤痕。也許我們對於疤痕有莫名其妙的批判，但正是這些疤痕訴說著曾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故事。
文｜Esther 梁妍熙，圖｜妹妹娃娃多媒體
「你手臂上的痕跡是什麼呀？」
「哦，那是 FOB 痕跡。」
FOB ， Fresh Off the Boat ，「剛下船」的意思，比喻剛抵達美國的外國人，近幾年大部分使用在描述移民的亞洲人。
你也許沒有深思過左手臂上的疫苗疤痕。對你而言，它只是個童年的經過，每個人都有。
人與人之間差別只有大小的問題，而對於大部分人，只要疤痕小，就根本不用去思考。但是對於不在台灣出生的我，它象徵了歷史與文化，並提醒我們人類在各種時期面對生存的脆弱。
（左：幾乎看不到的日本腦炎疤痕；右：常見的卡介苗疤痕，一出生的嬰兒就接種）
也許可以這麼說：正是因為我沒有卡介苗的疤痕，我才注意到了它，並開始關注疫苗疤痕與人類之間的密切關係。
在 1970 年代之前，全世界最害怕的病毒是天花。數千年以來，它威脅了人類的生存，而我們毫無方法避免或抵抗它；得過而活下來的人往往存下無數的疤痕或甚至眼盲。
第八世紀時，它整整消滅了全日本三分之一的人數。十八世紀的歐洲幾乎每年都因為天花而喪失 40 萬人。
據說使用天花痂磨成粉，再由鼻子吸入導致免疫系統可以應付的輕微病毒，這是來自於十五世紀的中國，也是早期接種疫苗的方式。
過了 400 多年後，人類才發明一個可以安全保存及方便運輸的疫苗。而在 1967 年世界衛生組織才有足夠資源發展到全球根除天花。他們在 1979 年宣布天花的根除，也就代表我們爸爸媽媽、爺爺奶奶身上都有天花的疫苗疤痕。
（四年級的莉莉手臂上天花與卡介苗的疫苗疤痕都有。）
騷擾人類幾千年的病毒在我們父母年代時才根除，但是我們幾乎從來沒有真正害怕得到致命的病毒。
台灣像亞洲大部分的國家一樣，目前由於還算有肺結核的風險，都會要求小孩在一歲前打卡介苗。但是歐洲、澳洲、美加地區在 1980 年代後都停止打卡介苗了。
（阿根廷出生的 Pipi說她的疤痕也是卡介苗的，因為拉丁美洲也有肺結核問題。）
訪問許多的女性之後，發現其實台灣的女性對於他們的疫苗疤痕沒有什麼想法。
「還好我的疤很小，如果是大的，那我可能就會煩惱它的存在。」「我有個朋友不穿短袖，因為疤太醜了。」「我覺得有疤是還好啦，因為大家都有，但是為什麼要選手臂呢？為什麼不選腳底或看不到的地方呢？」 (原因在於疫苗由肌肉吸收比較有效率，脂肪則會阻礙到吸收。)
雖然我的出發點是疫苗疤痕，但是這些回覆讓我好奇她們對於「疤痕」的接受度。是否有「好」或「壞」的疤痕呢？
對於注重外型的髮型師，「疫苗疤痕可以接受，但是青春痘的疤痕我完全沒辦法接受。有青春逗的疤痕就是該去美容處理一下。因為呢，社會就是這樣，青春痘疤會讓人感到噁心。
如果有一天社會對於青春痘疤的態度有改善呢？
「如果有的話當然是很好呀⋯⋯但是不太可能吧！總而言之，社會應該讓我們感到我們可以做自己就好了。」
對於獨立創作歌手來說，疤痕的接受度也是來自於那個疤的由來。手臂上被第一隻愛犬咬的疤痕還在，對她來說，這是可以紀念狗狗的標記。
「但是演藝圈好像就是無法接受人體自然的狀態。讓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一個導演，拿著兩千元要求我去吃避孕藥改善青春痘。那時的我真的嚇到了，想說『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也許我們對於疤痕有著莫名其妙的批判，但是身上的疤痕敘說著各種故事——我們的童年與各種回憶彷彿像皮膚上的雕飾。這些雕飾是回憶、是歷史、是我們在某個時空及地點與他人的連結。有一面的我們是相似的，我們都經歷過疫苗的疤痕；但另一面的我們又非常的獨特；我們疤痕的尺寸與深淺都不一樣，反映了我們獨特的免疫系統。」
These scars tell more about us than we think, they'r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a reminder of the fragility of humans.
【以下為外導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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