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套禮服就像不請自來的房客，不停提醒我婚姻失敗的事實。我在親友面前許下各種承諾後的六年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是怎麼搞砸一段自己曾經深信會有好結果的感情？
文｜伊莉莎白．德依
有個場景儼然已成為熱門電影必備的經典橋段：夫妻離婚之後，女性（絕大多數都是女性）會抱起一團不忠前夫的衣物從臥室窗戶往外丟，接著開始翻閱合照相簿，把前夫的頭從每張洋溢著幸福微笑的相片中撕掉。有時候（但不一定），場景會再次轉換，怒氣沖沖的女性會故意刮傷出軌前夫的車子，並且用廚房剪刀把他所有上班穿的西裝都剪成碎片。
我會想起這些電影場景，是因為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沙發上滑手機，打算從一連串的婚禮相片切除我自己的頭，而不是前伴侶的。把自己容光煥發的臉龐從在小教堂外拍攝的婚禮相片移除，是相當超現實的體驗；想當初我們在點滿蠟燭的禮堂宴客，後方的紅色背景是特別設立的照相棚，後來在舞池上、昏暗的燈光之下，就在 DJ 放出第一首歌的前奏之前，我們拍下了這張相片。
我從來沒有預料這天的到來，畢竟沒有人會在走進婚禮會場時就想到離婚這件事；當你穿著鋼骨婚紗馬甲，心跳快到必須抓住父親的手臂以免昏倒，你並不會想到離婚這件事。你無法想像這件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你不會相信有一天，自己竟然在修改數位婚禮相片，這樣才能在 eBay 拍賣網路上把美人魚風格禮服和長袖蕾絲上衣賣給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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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我還是落入了這個狀態。自從我的婚姻劃下句點以來，婚紗禮服已經掛在衣櫃裡三年，外面包著乾洗塑膠套，旁邊緊貼著冬季大衣。雖然我試圖忘記婚紗的存在，卻從未成功過。這套禮服就像不請自來的房客，不停提醒我婚姻失敗的事實。
我在親友面前許下各種承諾後的六年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是怎麼搞砸一段自己曾經深信會有好結果的感情？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必須重新檢視過去，不只是維持婚姻的那四年，還包括之前我在二十幾歲時長期交往過的男友，甚至要再往前回溯到影響我青春期成長的文化環境、我的童年，以及我對親密伴侶的定義是從何而來。
就大部分的人而言，對長期親密關係組成的初步認識，都是來自我們的父母。我父母的婚姻很傳統，就是一九七○年代中期到晚期的典型婚姻，父親是全職外科醫師，而母親則放棄工作來照顧姊姊和我。後來，當我們開始上學，母親重回職場，兼職擔任大學講師和地方法官。我的父母都是相當了不起的人，到現在依然彼此扶持，並且讓我學會善良、正直和勤勞的價值。
然而，也有其他類型的思想漸漸進入了我的潛意識。我是在英國的「性別歧視法案」（Sex Discrimination Act）通過三年後出生，這項法案禁止在工作場所歧視女性的行為；一九七九年，也就是我一歲時，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成為英國第一位女性首相。儘管外頭的世界已經開始收成女性主義的果實，在一般家庭緊閉的門後方，潮流的影響還尚未發酵。
當時還是個絕大多數婚姻都仰賴各司其職的時代，家事主要是由女性負責，而男性在外賺錢養家，回家時飯菜已經準備好。母親的職責就是照顧小孩，雖然當時已經有托兒所，但只能做為臨時替代方案，這種做法是延續二戰後的一項措施，用於協助被迫外出工作、有特殊需求的母親。
一九七二年，教育白皮書提出普及托兒所教育的願景，然而進度卻因為四年後的金融危機停滯不前。以上種種原因導致社會普遍認為，女性的首要之務是扮演好母親的角色，而女性其他任何個人目標的重要性都遠低於母職。「選擇」外出工作並且把小孩交給托兒所，對於當時的女性來說，是難以接受的觀念。
正因如此，儘管我的母親是擁有劍橋大學經濟學位的優秀女性，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她還是選擇了擱置自己的職涯發展。
這對我造成的影響涉及兩個層次。
一方面，我很感謝母親全心全意的照顧（她在我們姊妹倆上學之前就教我們學習閱讀，我也因此熱愛書籍和閱讀，而我的職業生涯可能從此時就已經奠下基礎），而年紀大一點之後，我開始意識到自己有多麼幸運。
進入女校之後，我所受到的教育是，取得學位並追求夢想中的職業並非難事，另外我也隱約感覺到，這是我必須要做的選擇，如此才能報答其他女性為我奮力爭取來的權利。我被灌輸的觀念是，將來我可能會有小孩，不過未來的伴侶會分擔家務，也會換尿布和洗浴室，也許還願意撥空用線條明顯的二頭肌和三角肌把新生兒抱在懷裡，就像Athena黑白海報中的模特兒一樣。男女之間的差異日漸消弭，我們正在朝更平等的社會邁進。總之，理論上是如此。
我滿十八歲時，正是「浪女文化」（ladette culture）的巔峰時期。在那個年代，柔伊．波爾（Zoë Ball）和莎拉．考克斯（Sara Cox）等電台主持人會穿著足球運動衣、暢飲啤酒並口無遮攔地大罵髒話，耳邊響起的音樂則是來自流行女子團體「聖女合唱團」（All Saints），她們在 MV 中會穿著軍裝長褲，而不是合身的亮片洋裝。
所以，我並不覺得自己有受到性別的限制。在整個大學期間，我留著一頭短髮，穿著 Vans 運動鞋；當我在二○○二年成為全國性週日報的新聞記者，我也從來沒有覺得身為女性是一種障礙。當謠言傳出我是因為和資深主管有一段情才能進報社，甚至當多數是男性的編輯以看好戲的心態，要求我試用「高潮機器」，我也從未認為問題出在我的性別。
而當時我亟欲想要成為獨當一面的專題撰稿人，於是點頭接受了這份重要的調查新聞工作。確實是我讓自己陷入這個尷尬的狀況，但我想說明的是，儘管我從學校學到的並不是如此，但這個要求之所以會出現，正是因為背後的體制仍然是由中年白人男性主宰，因此我更難開口拒絕，也覺得自己很難在專業方面迎頭趕上。
我在報社期間並沒有遭遇性騷擾，當時我的主要同僚和上司都是大方和善的男性，願意在我需要時給予機會，然而我所得到的機會還是來自男性，因為作主的就是男性。另外，我被要求撰寫的各種內容，通常都和我身為女性有關。
多年後，對電影巨頭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指控浮出檯面，「#MeToo」運動隨之興起，我才發現自己在人生中的那段時期確實經歷過性別歧視，但我卻毫不質疑地吞下這一切，來換取一個能接受我的工作環境。
簡而言之，我竟然因為得到了自己應有的權利而心懷感謝。
如果當時就明白這個道理，我想自己應該會在工作環境更據理力爭，而不是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就是屬於男性的空間，彷彿是那些我曾有幸受邀進入、燈光昏暗的豪華夜店 VIP 區。
然而，這些都是事後之明；當時我忙著發新聞，參加長時間暢飲的午餐聚會，自認抱持著不屈不撓的工作態度。
話雖如此，我的親密關係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在這方面，我仍然深深受到傳統的影響；在親密關係中，我不知不覺變成了新版的一九七○年代的家庭主婦，和小時候眼中的母親如出一轍。
本文摘自伊莉莎白．德依著《慶祝失敗》。由大好書屋出版授權原文轉載，欲閱讀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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