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屆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吾思傳媒執行長張瑋軒、韓國詩人崔泳美、檢察官徐志賢對談，一起還原現場。
2017 年 5 月，日本記者伊藤詩織現身，指控前 TBS 華盛頓分社領導人山口敬之對她性侵。
2017 年 12 月，南韓詩人崔泳美刊載詩作〈怪物〉， 影射南韓文壇重量級詩人高銀長期性騷擾女性。
2018 年 1 月，南韓首爾北部地檢前檢察官徐志賢現身，指控檢察長安泰均性騷擾，高層卻企圖掩埋真相。
亞洲 #Metoo 槍響，這場運動無法停止、也不能停止。日本 2019 年 4 月有民間發起的司法改革運動 Flower Demo、6 月提倡廢除強制女性穿高跟鞋上班的 #Kutoo 運動；南韓 #Metoo 則一路延燒到演藝界及政治界，乃至校園的 ＃Schoolmetoo。
2019 年的 11 月 7 日第四屆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吾思傳媒執行長張瑋軒，與前兩年掀起韓國 #Metoo 討論浪潮的詩人崔泳美、檢察官徐志賢，共談#Metoo 亞洲現況——一切怎麼開始？怎麼結束？
我們的運動，又走到了何處？
這不是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戰爭，而是一場過去與未來的戰爭
對談一開始，張瑋軒提及了崔泳美的詩作〈怪物〉，問到兩人，在揭露真相後，有什麼樣的感覺？
崔泳美說，寫作當下，她是感覺很自由的（I feel free)，但是隨著詩作刊載在雜誌上，她開始感到害怕。
「詩作發布後，韓國社會非常失望（upset）。開始有媒體記者想要見我，大眾的注意力也都放在我身上，所以我開始感到害怕，因為只要說錯一句話，就會衍生許多問題。我告訴自己，泳美，你要小心，你要小心說話。但你不需要對怪物感到抱歉，更不需要對冒犯自己的人感到抱歉。」
同樣的焦慮發生在檢察官徐志賢身上。2010 年遭到上司性騷擾後，她曾向上級舉報，卻遭到降級調職。直到 2017 年接受電視台採訪，她是帶著覺悟前往：「我想著，我再也沒辦法當一位檢查官，也可能無法成為律師。甚至想，這輩子我再也無法走出家門了。」
公開現身，人們喚她們勇者，然而當時，整個韓國社會仍傾向於責備受害者，尤其在亞洲社會，#Metoo 皆處於共通困境——加害者握有龐大的權力，導致僅有少數受害者願意站出來說話，告發後，受害者很有可能必須活在恐懼中，包括失去生計、遭受批評的壓力。
正如同兩位的顧忌，體現了 #Metoo 受害者在揭露真相之前所處的困境，他必須先考慮到最壞的結果，不只是真相無法伸張，還有社會接踵而來的報復，包括身體上、心理上；舉發後，受害者的言行一一被放大，從發生時間到性騷擾細節，矛盾的自白更可能引發社會質疑。
我們在對談會現場，感覺到的是兩位在用詞、每句話都十分小心，若無法準確用英文描述的字，便會使用韓文做二次確認。
然而正如崔泳美所說：「這不是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戰爭，而是一場過去與未來的戰爭。」
被高捧的國家級詩人跌落神壇，理當為受害者爭取權益的司法界卻掩護性騷擾事件發生，韓國社會的聲音起初仍是偏向責備加害者，然而隨著兩人的舉發，後有相同受害者站出來，涉及政界、影劇界、校園，從國內到國外，紛紛有人去信表達支持。站在浪尖上的徐志賢與崔泳美，她們目睹了風向轉變。
從責備受害者到支持：韓國 #Metoo 近兩年的改變
吾思傳媒執行長張瑋軒引述一段 2018 年的報告：根據 2018 年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韓國在 149 個國家裡，排名第 115 名。被湯森路透基金會列為對女性來說最危險國家的印度，則在報告中排名第 108 名。針對這樣的報告結果，兩位如何看待女性在韓國的現況？
徐志賢與崔泳美針對報告結果，說出了對韓國性別現況的看法。崔泳美表示：「某部分正確，某部分不正確。我認為目前在韓國，女性的處境已經逐漸進步，夜晚走在首爾街頭是非常安全的。就 #Metoo 來說，去年我因為害怕被責罵，所以不方便多談，但是一年過去，我覺得能夠更自在的談這件事。」
徐志賢則提及在 2018 年偷拍色情片爭議，當時針孔攝影機被安置在更衣間、公共廁所、旅館等公共場所偷拍女性，但當局卻無任何作為，引發韓國大規模抗議。
「很多外國人表示，因為針孔攝影機而害怕到韓國。而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許多人會責怪女性。」大眾認為，被偷拍的女性，應該要為自己感到羞恥。
自兩位挺身而出後，南韓越來越多女性站出來訴說自己的經驗故事，這讓韓國社會逐漸開始重視，性暴力的問題確實存在，不得忽視。於是南韓知名導演李潤澤在去年 9 月 19 號因性侵過 9 名女性，判 6 年有期徒刑，社會開始有了支持受害者的 #Withyou 運動，2018 年 10 月更有 1.5 萬人走上韓國街頭，發起社會運動「不便的勇氣」，要求政府嚴懲偷拍女性的犯罪者。（延伸閱讀：韓國的 #MeToo 實況：韓劇光鮮亮麗背後，你看見受壓迫的女性了嗎？）
明天說不會更好，我選擇現在行動
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社會還沒準備好一個更安全、自在的說話空間。張瑋軒問起兩位，揭露真相後，是否曾經有過後悔？如何處理這些情緒？
崔泳美回想起搭上計程車，前往韓國電視台 JTBC 接受訪問的那一天：「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時刻。記者告訴我，泳美，你今天就必須做（上電視台）。我沒有太多時間可以思考，但是我想著，明天做不會更好，於是馬上做出決定（要接受電視台採訪）。」
徐志賢眼裡有淚，撐著說完所有句子：「我最後悔的時刻，是看到曾經和自己一起吃飯、喝酒聊天的檢察官們，在事情發生後，並不是支持我，而是說我是騙子。我真的相信他們是我的朋友，但他們卻反過來責罵我。」
但是她相信自己做了對的決定，她必須說出自己的經驗，讓受害者們不會感覺到自己是一個人。
崔泳美引述了美國詩人馬雅·安傑洛的話：
There is no greater agony than bearing an untold story inside you.——Maya Angelou, 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
沒有什麼更大的苦惱，比得起深藏在你心中的故事。——美國詩人馬雅·安傑洛
這也是為什麼，女人迷在 2014 年推出正視性侵匿名留言板服務，我們需要讓受害者能感覺到安全，去訴說自己的故事，並且我們希望一起了解如何陪伴受害者，走過這段創傷，重新找回自己的力量。
如同崔泳美所說的，#Metoo 不是男女之間的戰爭，而是未來與過去的戰爭，真相最終會比恐懼與後悔更強大，亞洲 #Metoo 運動不會停下腳步，從我們身邊開始，撐起更安全的對話空間，讓更多的受害者，能夠無懼說起自己的故事，並一起終結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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