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仍有許多人認為，一個女性妄想成為總統，是件「不淑女」的事

為什麼人們認為強勢的女性違反常態？為什麼政府訂立了各種充滿男性偏見、對女性有害的政策？作者卡洛琳．克里亞朵．佩雷茲從性別資料的缺乏，來探討其中的問題。

文｜卡洛琳．克里亞朵．佩雷茲（Caroline Criado Perez）

政府的思考模式隱藏了多麼嚴重的性別資料缺口，結果就是政府訂立了充滿男性偏見、對女性有害無益的政策。造成資料缺口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沒人搜集資料；但另一個原因則是，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員多半以男性為主。我們可能沒想到，被男性掌控的政府也是性別資料缺口困境的一環，但事實證明，政府的確該廣納女性觀點。

美國從 1980 年代到 2000 年代的數份研究都揭露，婦女比較會把女性議題列為優先，也比較願意贊助女性法案所需的經費。英國最近有份研究分析自 1945 年以來，女議員在國會的影響力，指出女議員更願意為婦女議題發聲，推動家庭、教育和照護相關的政策。另一份報告則分析 1960~2005 年間，經合組織 19 個國家的女性代表影響力，也發現女政治家比較重視與婦女有關的議題。

同一份研究還發現，女性政治人物不只會為婦女發聲，也會化言語為行動。隨著希臘、葡萄牙和瑞士出現愈來愈多的女性民意代表，這些國家的教育投資也隨之增加。相反的，愛爾蘭、義大利和挪威在 1990 年代後期的女民意代表比例下降，這些國家隨之出現「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遞減」的現象。即使女議員人數只增加 1%，一國的教育經費占比也會跟著上升。同樣的，印度 2004 年的研究分析西孟加拉邦和拉加斯坦邦的地方議會，發現當議會保留 1/3 的席次給女議員，政府就會多投資與女性需求相關的基礎建設。另一份 2007 年的研究則審視 1967~2001 年間的印度女性民意代表人數，發現只要增加 10%，「都會地區民眾得以接受初等教育的機率」就增加了 6%。

簡而言之，長達數十年的證據都指出同一件事：從政的婦女愈多，愈能影響哪些法令付諸實行。因此，也許，只是也許，當伯尼．桑德斯表示：「有人說『我是女人！投給我！』，但這樣的說詞不夠有力哪。」也許是他錯了。問題重點不是某人認為身為女人就夠了，問題在於沒人發現，單單身為女人還真能帶來改變。

相反的是，似乎有不少人認為，只要一名候選者是女性，這就是阻止他們投票給她的好理由。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後不久，《大西洋》期刊發表了中間選民焦點團體的訪談結果。而其中最大的重點就是，人們認為希拉蕊的野心實在太大了。

這並不是什麼石破天驚的意見，許多人都如此批評她。

記者安．艾普鮑姆（Anne Applebaum）說：「希拉蕊的野心太大、太驚人，而且荒謬。」好萊塢的商業鉅頭大衛．葛芬（David Geffen）是民主黨的重要金主，甚至「曾是柯林頓的盟友」，而他說：「老天有眼，世上有誰的野心比希拉蕊更大？」前國務卿柯林．鮑威爾（Colin Powell）則說她懷抱「肆無忌憚的野心」。桑德斯的競選團隊總幹事則表示：「不要只為了滿足國務卿的野心，而毀了民主黨。」當然還有好棒棒的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說她「活生生被自己的野心吞噬」。在這個意見分歧的時代，看來人人都同意希拉蕊的野心太超過。這樣的說法實在太受歡迎，甚至躍登《洋蔥報》（Onion）頭條：〈希拉蕊亟欲成為美國第一名女總統〉。

圖片｜達志影像提供（AP）

想以女性之姿登上世上最高的權力寶座，開創前無來者的先例，一名女性的確必須具備強大的野心才行。然而，一名失敗的商人兼毫無政治經驗的電視明星宣布競選角逐全球第一的總統大位，你也能說他野心太大了，不是嗎？然而對川普來說，野心太大絕不是種批評。

為什麼我們會認為希拉蕊的野心「太超過」呢？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心理學教授魯道夫．門多薩—丹頓（Rodolfo Mendoza-Denton）對此提出認知心理學上的解釋。她「奮勇向前的領域，人們向來深根柢固地認為那是男人的領域」。門多薩—丹頓解釋，因此選民覺得她宣布競選總統是件違反常態的事。他寫道，違反常態「本身就是會讓人反感，常會引起強烈的負面情緒」。

為什麼人們認為強勢的女性違反常態？原因十分簡單：性別資料缺口。以我個人為例，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深受一個迷思影響。我相信女人就是⋯⋯不太中用。是的，我真的這麼相信。有一部分是因為媒體詮釋女性的方式（熱愛消費、只在乎小事、不理性），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女性不受重視，沒有足夠的代表性人物。

我們的學校課程、新聞媒體和大眾文化中，幾乎沒有女性存在，而我和許多女孩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深信榮耀並不屬於我。沒有人告訴我，有哪些女性值得我崇拜仿效，不管是過去或當代人物。沒有人期待我成為女政治家、女權運動家、女作家、藝術家、律師，或首席執行長。人們要我崇拜的對象都是男人，是故在我腦中，權力、影響力和野心之類的詞彙，都與男子氣概畫上等號。說實話，我相信自己也曾對那些違反常態者感到厭惡。我樂於接受掌權的女人野心太強的概念——而我們都知道，野心太強的女人就是「婊子」。

一個女性妄想成為總統是一件不淑女的事，這就是令人厭惡的真相。2010 年一份研究發現，男性與女性政治人物都被視為追求權力的人，但只有女性會因為追求權力而遭受批評。同樣的，門多薩—丹頓主持的一項研究發現，人們會依語境評判男性與女性的「強勢」程度。要是提到刻板印象為「男性」的話題，比如汽車維修、華爾街、美國總統，即使男女都說出同樣的話，人們也會認為女性太過強勢。相比之下，在「女性」的語境中，比如選擇窗簾、策劃孩子的生日派對等話題，男性就算表現強勢，大眾也會樂於接受，只會覺得這很少見；然而不管在任何情境下，女性只要表現強勢就會引人反感。強勢的女人就是霸道專橫。（延伸閱讀：男人哭是「感性」，女人則是「成不了大器」：美國總統大選的性別歧視觀察）

兩位心理學教授蘇珊．費斯克（Susan Fiske）和米娜．希卡拉（Mina Cikara）寫道，社會之所以貶抑追求職場權力的女性，原因之一是社會認為女性的長處是溫暖親切、擅於照顧人，這是她們的社會權力，「也是讓女性放棄與男性競爭的安慰獎」。女性象徵的社會權力因此在本質上與職場權力有所矛盾：要是女性希望被社會視為能幹的人，人們就不可能把她看作溫暖親切的人。

那又如何？人們討厭妳，認為妳冷如冰霜。那又怎樣？吞下去。怕熱就別進廚房，是吧？

大錯特錯。除非男人也會被人批評冷漠，這樣的說法才能成立。然而，人們不會因為男人冷漠而批評他們。前述的 2010 年研究不只發現人們認為女性政治人物比較冷漠，也發現男女受試者會因此燃起自以為正義的怒火，對這樣的女性表示輕蔑，感到惱怒，甚至唾棄她們。但一換成男性政治人物，結果便大不相同。牛津大學實驗心理學副教授莫莉．克羅基特（Molly Crockett）解釋為何有這樣的差異：漠不關心的女性被視為違反常規，但漠不關心的男人並非如此。她告訴我：「人們對性別的期待不同，平均而言，人們認為女性就是該比男性更有親和力，更符合社會期望。」因此，要是女性沒有符合人們所謂的「道德」標準，會帶給我們更強烈的震撼；就算完全不合邏輯，也無法改變這樣的觀點。

這些議題的性別差異如此強烈，也許你期盼早有研究者投身此領域，戳破性別資料缺口。事實不然。當我找到一篇2017年1月發表的論文，標題為〈面對排擠：人們對面容親切度與能幹度的看法，影響了社會排擠（social exclusion）的道德判斷〉時，想像一下我有多興奮啊！既然蘇珊和米娜的研究已經指出，人們對女性的親切／能幹的二元看法，這篇論文想必十分有用。作者群解釋：「跨團體研究已指出，社會排擠的道德判斷，會隨人的長相而改變。」也就是說，當社會放逐或排擠某人時，該人的長相會影響人們對該人的處境是否公平的判斷。

多麼有趣的研究。不幸的是，作者群「基於測試效率，在實驗中只使用男性臉孔為例」。明明女性受社會觀點的影響最大，但這個實驗卻對她們毫無幫助。蘇珊和米娜解釋，性別是「顯著的社會類別，甚至沒有其他的因素比性別的影響更大」，因為性別的刻板印象是無意識的，而且是瞬間浮現：「一看到女性，人們就會依據脈絡聯想到一連串特定的特徵和特質」。雖說如此，至少那群作者的測試很有效率。

「倫理學文獻中幾乎無人重視性別差異，這實在太令人吃驚了，」莫莉表示。換個角度來看，也許這完全不令人意外。莫莉告訴我，道德倫理領域的研究「真心想要揭開全人類的真相」。她一提到「全人類」，我腦中立刻響起「男人是人類預設值」的警鈴。許多道德倫理界的學者都對「什麼是對的事，抱持非常平權、實用、公正的觀點」，莫莉繼續說道，而他們或許也把這些常規強行套用在「我們進行的研究上」。我腦中的警鈴響個不停，都掉到地上了。

不過她接下來說的話，多少解釋了為什麼女性明明占了這個世界一半人口，「男人才是預設值」的思考模式卻如此根深柢固。「這是人類心理的特色，」她解釋。人們傾向把個人經驗鏡射為大部分人的經驗。在社會心理學中，這種想法有時被稱為「素樸實在論」（naive realism），有時則被稱為「投射偏誤」（projection bias）。簡而言之，人們習於把自己的思考模式和行為視為通則，視為正常。以白人男性來說，這樣的偏誤因文化投射更加深植人心，更容易把自己的行為視為典型。你也可以說，確認偏誤進一步加強了投射偏誤。這也能進一步解釋，為什麼男性偏誤常穿上性別中立的外衣。要是掌握權力的人多半是男人——事實也的確如此——那些握有權力的人當然看不出來自己受到偏誤影響。對他們來說，充滿男性偏誤的想法只是常識罷了。然而所謂的「常識」，其實是性別資料缺口的產物。（延伸閱讀：我對女性候選人沒意見，我只是單純看不慣她？）

以為男性偏誤就是公正、適用於全人類的常識，代表了當人們（男人）遇到有人試圖推動真正公平的遊戲規則時，他們就會把焦點全投注在那個人身上（也許這是因為他們把那個人視為偏差值）。2017年的一篇論文發現，白人男性領導者推動多元政策時會受到世人讚許，但要是推動多元政策的領導者是女性或少數民族，反而會蒙受批評。其中部分原因來自提倡多元價值、鼓勵增加婦女和少數民族參與，正好提醒了白人男性這些女性／少數民族領導者的女性／少數民族身分。一連串的刻板印象再次浮現他們心中，覺得這些人是多麼霸道、強勢、冷漠⋯⋯。相反的，當少數民族和女性領導者「沒有特別強調多元價值，就能避免誘發負面的刻板印象」。最後，實證指出即使大部分女性不願承認，但她們心底其實知道一個真相：順從父權會為女性帶來短期的個人利益。只是這有一個小問題：她們能以此為自己爭取到多少時間？

上述研究指出，女領導者「強調多元價值」時會提醒人們她的性別，進而喚起內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這也許解釋了為什麼希拉蕊說了那麼多話，桑德斯卻認為她在說的全是：「我是女人，投票給我。」事實上根據資料，真相剛好相反。

線上新聞媒體《沃克斯》（Vox）的記者大衛．羅伯茲（David Roberts）分析希拉蕊言談中的字彙頻率，發現她「最常提到的字眼是勞工、工作、教育和經濟，正是那些人們指責她忽略的領域。她提到工作的次數多達 600 次，相比之下，她提到種族歧視、女權和墮胎的頻率，各只有數十次。」然而，美國作家蕾貝卡．索尼特（Rebecca Solnit）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中評論美國總統選舉時，表示「人們總認為希拉蕊一直在討論她的性別，事實上，明明是其他人不肯停止討論她的性別」。

本文摘自卡洛琳．克里亞朵．佩雷茲的《被隱形的女性：從各式數據看女性受到的不公對待，消弭生活、職場、設計、醫療中的各種歧視》。由商周出版授權原文轉載，欲閱讀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被隱形的女性：從各式數據看女性受到的不公對待，消弭生活、職場、設計、醫療中的各種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