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深信，唯有更多人明白為何校園性侵事件層出不窮，瞭解涉案孩子及家長的處境，進而理解現行制度下教育者的困難，才是對受害者最有力的支持，也才是扼止悲劇重演的契機。」《沉默的島嶼》作者陳昭如書寫台灣校園性侵案，直面傷痛並說出來，從不是為了指責，而是期望我們記取了教訓，不再沉默。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的痛苦》裡，對於人們透過媒體看到苦難有著一針見血的批評：
我們感到憐憫，指的是我們感到自己不是製造苦難的幫兇。我們的憐憫宣告了我們的無辜清白，以及我們宛如真切的無能為力。甚至可以說，不論我們懷抱多少善意，憐憫都是個不恰當，甚或隱含侮辱的反應。
現代傳媒無遠弗屆的傳送，讓人們常對遠方的、他人的苦難心生憐憫之情，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可能陷入道德上的兩難：受苦者是否需要我們的憐憫？這樣的憐憫，是否只是在消費對方的痛苦？如果傳媒把重點放在受害者的痛苦，很容易激起外界的關懷與同情，但若是捕捉的苦難過於巨大，巨大到讓人在哀傷之餘，僅察覺了個人的無能為力，受挫情緒一再地累積，反而可能會讓情感與道德的知覺陷入冷感而不自知。（延伸閱讀：「請給自己機會，去處理傷痛」從陳三郎到陳潔皓，性侵傷痛的三十年）
撰寫《沉默的島嶼》之初，內心不時有著這樣的拉扯。這四起背景互異（分布於都會及偏鄉）、手法有別（誘姦、強迫性交及宗教騙色，且受害學生有男有女）的案件，涉及的是向來難以啟齒的性侵，又是發生在相對保守的教育體系，記錄事件始末肯定是吃力不討好、處處是地雷的苦差事，令人精疲力盡。出版這樣的作品有什麼意義？讀者真能體會當事人（受害者、家屬、援助者）的痛苦？或者只是加深了對既有體制的無力感？
如果我可以假裝若無其事，對當事人的自白無動於衷，一切就結束了。可是，我做不到。尤其當我深刻感受到，他們最深的痛苦未必是來自受害本身，而是外界的漠視與否定；他們最大的打擊，是看到人性不該看到的那一面，讓「信任」兩個字變得遙不可及……面臨背叛、沮喪與憤怒的他們是在身心承受的壓力達到極限，才不得不向外求助，但旁觀者往往卻退縮了，沉默了，假裝若無其事地轉身離開。
他們被迫噤聲，並不是無法開口，而是環境讓他們開不了口。（延伸閱讀：「我被性侵，我父親替我選擇了原諒」12 歲受害者的沉痛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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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漫長的訴訟過程、多方的撤訴壓力與周遭的異樣眼光，他們依舊勇敢地說出來，期待自己的現身說法能阻止不幸繼續發生，幾經思考，我刻意不以激越的文字挑動感傷的情緒，也不試圖援引任何理論學說與其他案例，只是忠實敘述他們沉靜求生的歷程。事實上，只要簡單描繪案情原委，整體社會的輕忽默視、官僚體制的官官相護，真相的崩壞瓦解便已無所遁形。
教育改革從來不是把老師當敵人，而是試圖挑戰他們背後的價值觀。我一直深信，唯有更多人明白為何校園性侵事件層出不窮，瞭解涉案孩子及家長的處境，進而理解現行制度下教育者的困難，才是對受害者最有力的支持，也才是扼止悲劇重演的契機。（延伸閱讀：台灣校園性侵案：小朋友都知道的事，為何學校置之不理？）
描述南韓青瓦台如何操控媒體的紀錄片「共犯者們」的末尾，兩位前媒體工作者有這樣一段對話：
「我們抗爭有意義嗎？」
「我覺得光記錄就很有意義了，至少在那種黑暗時期，我們並沒有沉默。光這一點，我就覺得有足夠的意義。」
收錄在這本小書裡四案的當事人選擇不再沉默，挺身而出，而我在寫與不寫之間徘徊再三，終究決定協助他們說出這幾則故事，試圖在荒蕪的廢墟裡重建真相。在此特別謝謝他們的信任。
但願未來島嶼上的人們憶及這些案件是因為我們記取了教訓，而不是記得彼時我們的沉默。
本文獲人本教育札記授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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