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6日 星期四

三千枚催淚彈的日與夜 專訪記者譚蕙芸:「我曾以為香港是有條件才能愛的,但現在不是了」

專訪香港記者譚蕙芸。當未來仍不可知,她便不斷寫。「未來怎樣我肯定不能說,我只能一直去看,一直去寫。」

專訪譚蕙芸,她是香港資深記者,也是新聞系講師。反送中運動期間,四十多歲的她屢屢親上現場採訪。少女左眼被擊中那天,她就在距離五十米外。她說,「五十年一遇的香港現場,我要記錄下來。」

近期,她出版新書《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談這時代的新聞採訪。譚蕙芸在學院時,也受過性別的訓練。她跟我們聊聊,自己在香港現場,見證的性別觀點,以及作為一個資深記者,她對香港與台灣的觀察。


圖片|譚蕙芸提供

街頭性別觀察:越是黑暗,越要直視

幾個月勤跑現場,讓譚蕙芸萌生許多街頭性別觀察。

舉例來說,「警察」這個群體,本身就是很父權的東西。它是要求紀律的部隊,服從性強、階級分明、有武器,強調陽剛威武。所以它對性別多元的概念,是相對難吸收的。

即使是身在裡頭的女性警察,或者開明警察,都不得不服從於龐大的制度中。因此施行性暴力,也很容易被掩蓋於國家、制度、威權的概念中。

另一方面,示威者方也有許多值得談的性別現象。「像是,示威者會說『妳是女生,要退後一點。』他是很想要保護女生的。」但是當然,也有很多勇武的女生。她問我知不知道「港女」。「『港女』(從愛逛街、買東西的形象),現在變成上了街也可以很勇武的樣子。」不過,儘管看似印象翻轉,當女性示威者受傷,也相較於男性,更容易引起整個群體的憤愾。

另外,她也觀察到,性的語言,在運動現場,往往成為一種彼此攻擊的武器。除了有示威者指稱港警罵女性是「臭雞」,示威者抗議時,不時也會喊出對警察的性羞辱。

「有句話叫『警察開 OT,警嫂玩 3P』。」開 OT 是加班的意思(over time),「你在加班,你的太太在玩 3P,三個人的性交,意思是你太忙了,你的太太就出牆了。」這也是種性別暴力,強化男性警察的性焦慮,達到羞辱效果。

但她指出,「有些警察家屬也很慘,他們或許是最痛苦的一群人。如果警察覺得自己沒錯,但你覺得有錯,那就會非常痛苦。或者是有開明的警察,家人也開明,但在職場上被打壓。」


圖片|譚蕙芸提供

#MeToo、現場、假新聞?

香港反送中運動延燒數月,至今出現多起疑似性別暴力事件。例如天水圍少女遭警方扯下內褲、示威者遭到警方搜身戳大腿等。我們好奇,她怎麼看這些新聞?譚蕙芸說:「我自己對性別也有關注,但是我受的性別訓練是很學院派的,到了新聞採訪寫作,它和性別理論的交集點,是很複雜的問題。」

她舉了例子,「比如說,警察搜身事件,」整個過程,網路上一開始寫,女生被男警察搜身。「後來警方 clarify,說那警察是女生,只是長得很像男生。那你怎麼理解這種事情?」如果警方辯駁有道理,真是女警搜女示威者身。那麼性暴力的受害者,會不會更難對外溝通?現場頻傳出的各種事件與傳言,都是超乎想像的,也跳脫過去我們對性暴力的想像。(延伸閱讀:「我的身體不是戰場」女人到街頭抗議,就活該被性騷擾嗎?

我提到,前陣子香港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說有「少女為武勇派獻身,提供免費性愛(free sex)」的消息,但沒有提供可靠消息來源。作為記者,該不該報導?

「確實很多人會利用運動去 promote 自己想要的。」這會導致一種危險,就是平常不看新聞的人,容易被聳動的假新聞或誤導新聞迷惑。譚蕙芸點出,這正是記者與現場,於當代之必要。

「記者要確認訊息,如果我們沒找到證據,就不能斷言。你因此會有一個空間,去忍受不知道的狀況、去存疑。但很多人,不能忍受『不知道』的事情。這是一種人性吧。當你對運動情緒很強,你會很難忍受有些事情,你找不到答案。」

「這就是我為什麼說,現場是重要的。香港那個眼睛被擊中的女孩,當時我在現場 50 米外的地方。我知道為何警察在開槍、誰丟了煙硝彈,那是你在家裡看視頻看不到的。於是,你說你的話、他說他的話。」

「記者要先去看真還是假,這大概也是違反人性的訓練吧。」譚蕙芸說。

後真相時代,乍看彷彿沒有真相。但她認為,還是有許多可以 double check 的方法。例如,性侵或性騷擾案件,很多時候不會只有一個受害者,就多找一下,常常會發現其他突破口。


圖片|譚蕙芸提供

當我們身處歷史現場:香港的遭遇,是五十年一遇

回看這場運動,她說:

「香港現在整個社會是很不信任、容易吵架的,也有互相起底的事情。有警察挖示威者背景:電話、地址,貼在網路上。記者也是,問問題比較批判的,也會被放上網。另一邊,示威者也會把警察家人的資料放在網路上。」

「這是個文鬥、武鬥同時進行的狀態。台灣人或許容易明白,經歷了二二八,戒嚴,藍綠對立的時候,有點像是現在的香港。只是我們是壓縮在一個很短的時空內發生的。」

我問,老師有遭遇到被攻擊的狀況嗎?

「一點點啦。你寫東西,肯定會被攻擊。有愛跟有恨,是很像的。他喜歡你,覺得你好;他討厭你,就覺得你一定有收錢。我寫文章,還是用詞比較平實,不特別說(黑警或義士)。我覺得,平實地描述已經很重要了,不用再去加什麼。」

她開玩笑:「平常你寫東西也沒人看,但現在很多人很想看『真實的狀況』。我在學校裡教書,我其實不寫也可以啊。我的人生還是過得去,但為什麼還要寫?我覺得,要把它記錄下來。我不介意你不看,我不在乎 click,我想寫眼睛看到的東西。」

聽起來像是記者一種作為志業的浪漫。

「我不知道這浪不浪漫,但香港發生這麼大的事情,五十年一遇,或許是記者最重要的時刻。很辛苦。全世界的記者,CNN、歐洲美國最好的戰地記者,都從中東、敘利亞過來。他們或許有最好的記者,但我感動的不是看到他們,而是我看到香港的記者,他們就是太愛香港了,他們一樣跑在前線、不怕危險。」

甚至比西方記者更不怕危險。

「星期日,警察出了水砲車,藍色水裡有催淚成分,被噴到不只是染色,皮膚還會刺痛。我看到記者,女孩、男生,整個身體都是。也有老年的、60 歲的攝影記者很辛苦,從早到晚上十二點,沒時間吃東西,喝水,你要躲子彈、躲瓦斯。到現在警方已經發出三千多枚催淚彈。」[1]

以前你會覺得外媒好厲害,但這次我們發現,香港記者們是關心自己的家的,當你家失火,你不是先想著好危險、我要保護自己,你是先往危險的地方去。

「這就是活出記者的樣子。」


圖片|譚蕙芸提供

「我曾以為港人對香港是『有條件的愛』,但現在不是了」

「香港人在我心中是種『經濟動物』,香港人最喜歡的事就是賺錢,不喜歡關注政治。但這場運動,很多香港人寧願犧牲經濟,也要爭取民主自由,這是我自己很意外的。」

「像是義載啊,你幾個小時塞在路上,只為了載一些根本就不認識的年輕人回家,還一直一直去,不只是一次性的。哇,香港人怎麼變了?」[2]

「我想,香港人應該終於明白,自由是很重要的。所以台灣如果有表達自由,要好好爭取捍衛。很多人都忘掉了自由的重要,等到失去就太遲了。」

「我真的很擔心啊,你們台灣正在選舉。我知道台灣的經濟很差,但現在香港整條街都沒有遊客,我卻覺得很舒服。以前擠得沒辦法走路,現在是我們還能進商場唱歌(編按:《願榮光歸香港》)。對做生意的人可能有點慘,但香港人應該是憋了很久、忍了很久,才去爭取。」


圖片|譚蕙芸提供

記者作為一種志業

「我這一生,沒看過香港人這麼愛香港。你如果看台灣歷史,很多台灣人是為台灣去死,去犧牲的。我在鄭南榕紀念館看過,當時我覺得香港缺乏這種情感。但這次運動,好幾個年輕人為香港自殺。香港很多東西,跟台灣在 80-90 年代的經歷是很像的。」

「以前我覺得,香港是有條件去愛的,比如說,八九六四後,很多人都移民了,他們因為害怕而離開香港。但是現在是愛香港,我要留在這裡繼續奮鬥,爭取下去。」

當有條件的愛,變成無條件的愛,一個對家園的永恆想像,因而落成。香港不再只是翻身致富的夢想地,而是腳踏實地的家園。當家裡失火了,我們要一起好好面對。做得不好,我們一起檢討,遇到傷害,我們指出錯誤後,也互相安慰。(延伸閱讀:五首療傷歌單,獻給努力爭取的香港人:你是無名的花,開在泥濘路上


圖片|譚蕙芸提供

最後,我問譚蕙芸,覺得運動會如何落幕?

「我不知道。我是記者,我肯定不能說,我只能一直去看,一直去寫。」

細膩的觀察,神聖的現場,持續的書寫。這不只是身為教授、身為記者的職責,也是作為一個人,對於整個時代的回應──就像那詩:「請容我睜大這隻眼,讓黑夜永不孤單。」

[1] 根據 9 月 24 日端傳媒報導,「6 月至今,警方已於全港發射超過 3000 枚催淚彈。如 8 月 5 日全港大罷工,警方一日內施放 800 枚催淚彈。」

[2] 根據 9 月 1 日報導者報導,當日香港示威者發起「機場交通壓力測試」運動,港鐵關閉,「約有 5,000 輛私家車來到現場,載運示威者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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