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莉向警局報案，說自己被強暴了。但在之後，她竟然又改口說這是謊言。一個被強暴的少女，為何不得不用「說謊」來保護自己？社會制度是否出了什麼問題？
文｜王曉丹（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獻給等待被理解的受害者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過於，受害了卻找不到語言敘說，敘說了也無人相信。如果在破碎語言中所建構的真實，都欠缺對話，都背離真相，那麼我們要怎麼辦？
說謊，竟成為一種策略
「她為什麼說謊？」這是女主角瑪莉身旁所有人的疑惑。
這則真實事件的報導小說一開始，十八歲的瑪莉向警局報案，她說自己被強暴了，但之後在警局，她竟承認之前說謊。
這使她陷入心靈絕境：身旁關心她的兩位前寄養媽媽、兩個住宿社工、住宿的同齡夥伴、辦案警察們，有的無奈、有的冷漠、有的生氣，她打工失魂因而丟工作，差一點從橋上跳下。
讀者閱讀這個故事，一開始就知道瑪莉確實被強暴了。
然而，客觀證據欠缺也無專業辦案細節，寄養媽媽狀似好心暗示警察她過去希望「獲得關注」的怪異舉動，警察看似盡心辦案卻告訴她「如果妳測謊失敗，我會把妳拘留起來」，這些加總之後，導致她為了擺脫這困境，只好「切換開關，壓抑她無法處理的情感」，最後在警局陳述沒有強暴這事。然後，超出十八歲女孩的預料，她收到了市政府控訴她誣告的傳票，她不得不接受法律扶助律師的建議認罪協商，之後獨自面對付不出的五百美元罰金。
這個令人震驚的故事，描繪出法律體系強大的力量——不只是有權力把人抓起來關、掠奪人的財產，還可以定義人的經歷以及所作所為——法律命名的權力，將性侵害受害者，命名為惡意的誣告者。
十八歲女孩雖然得到了公共扶助社工資源與律師協助，卻在過程中喪失自我定義的權力，成為警察、社工、寄養媽媽、律師、法官工作下被決定的角色。
她說謊，她的能動性
瑪莉說謊的原因在這本報導小說中很清楚。
瑪莉意識到，她在司法體制之前，只能任由有權力的人決定，她無法撼動這個封閉又充滿偏見的系統。瑪莉理解到，她的真話不斷被曲解，在對話中不斷指向她說謊，此時說真話已然無用。
圖片｜《難，置信》劇照
瑪莉精疲力竭，她想逃離單向、高壓、被決定的審訊環境。瑪莉從小穿梭於社會福利系統，她學習到，對抗體制官僚所強加的標籤有如緣木求魚。於是，瑪莉「同意」說謊了，「同意」成為被排除、被放棄、被說謊的人。
瑪莉決定不在警局進行抵抗。
然而，她在每個受迫的環節，仍然以一己之力判斷最佳利益；她在困境中依然不放棄與人連結的可能，期盼一個有機的對話；她不畏懼壓力控告市政府，並當面要求警察道歉；她對於幫助其重建與世界關係的警探，寫出感謝信函。這些都是讀者在閱讀這個故事時，必須要讀到的受害者能動性。
二元對立的敘事模組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司法作為建構事實的權威機構，警詢筆錄常是出錯的關鍵。警詢對話的過程看似客觀，卻經常從上而下以刻板印象為基調，建構出不利於弱勢者的事實。這其中，道德上的好心，竟然有可能掩蓋著行動者的自我安慰，任由其偏見滋長，最後導致司法不公。
審訊者經常忘了，每一個個案都是不同的，因而誤將不可放過的蛛絲馬跡，當成無關緊要的細節；審訊者有時忽略了，受害者的敘事正是對抗偏見的行動，從而無法放下社會偏見，以保持解讀的開放性；審訊者甚至將受審者抵抗偏見的努力，視作說謊的證據。
性侵害案件的誤判，往往受到二元對立敘事模組的影響——受害者悲慘崩潰渴望擁抱／說謊者覺得自己惹上麻煩、受害者陳述前後一致／說謊者陳述多有破綻、受害者獨立自主／說謊者希望得到注意、完美被害人／扮演被害人、說真話／說謊話——因為非此即彼的二擇一，只要不像前者，就一定是後者，導致錯誤的真實發現。這些聚焦於受害者「真確性」的二元對立，往往在審訊者與相關人自我情緒／情感的涉入後（例如其養母無法與其有良好關係的挫敗感），偏向模組的後一方，因而產生不公。那麼，警詢過程如何超越此種二元對立的意義建構？審訊者如何在體制裡看見受害者？
沒有人喜歡說謊
瑪莉說謊了。
但是有誰在生活裡從來不說謊呢？有許多人甚至習慣說謊——為了免除麻煩、為了減少事端、為了討好他人、為了避開尷尬⋯⋯為了愛。
讀者應該可以讀出瑪莉為什麼說謊，因為這正是許多人會做的選擇。希望這本書可以激起體制的反省聲浪，小心翼翼看待每一個司法過程裡的慣習性思維或行動，敏銳察覺其中不公不義的小苗。
參考｜
[1] 王曉丹。〈重讀性暴力受害者——改寫能動性與脆弱性的意義〉。《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人的兩手策略？》。頁237-258。台北：大家出版。
本文摘自 T・克利斯汀・米勒、肯・阿姆斯壯的《謊報：一樁性侵案謊言背後的真相》。由馬可孛羅文化出版授權原文轉載，欲閱讀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from 女人迷 Womany https://ift.tt/39ggkp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