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活著，是一種人權。」鄧惠文在專訪中，談憂鬱談快樂，也談自己如何幫大家找回快樂。
文｜陳德愉
（先看專訪上篇：專訪鄧惠文：我出生就沒有父親，但父權從未從我的世界消失）
鄧惠文家裡不存在「因為妳是女生所以很多事不能做」的落伍思想，如今身為醫師的她，要從政去幫助更多的人。圖片｜蔣銀珊攝
不來男尊女卑那套 阿嬤性平觀念「超時代」
這真是超越時代的性平教育，「我的阿嬤聽到妳這樣說，她會很高興，」鄧惠文笑起來：「因為，她一直覺得自己超越時代。」
「性別平權首代阿嬤」教出來的女孩，天生便帶著亞馬遜人「Amazons」的氣質。
鄧惠文念醫學系時，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的不同，「有一天我和一個男同學在教室後面討論一個活動，兩人討論得很大聲，沒注意到已經上課了，老師走進來後便斥責了我們。我回到自己的座位後，旁邊的女生對我說『哇！我第一次看到一個女孩子這樣（對男生）說話。』」
「我並不是和那個男生吵架啊！只是很認真地討論事情而已。」（推薦閱讀：「不要在人群中太顯眼」女性要怎麼透過肢體讓自己更自信？）
鄧惠文從小就受到阿嬤思想開放的教育及無條件的支持，任何新鮮甚至陌生的事物都會讓她嘗試。圖片｜蔣銀珊攝
1/4 女人憂鬱纏身 她開創通俗語言接住她們
這讓鄧惠文意識到：啊！原來，自己的同學（也是醫學系的女生），是在這樣的社會架構裡。
研究所時，鄧惠文的論文寫的是「憂鬱症論述的性別政治」，她說，這個社會把女性的不快樂「變成一種病」，「事實上，那可能是結構的問題，妳換個環境就好了。」
她告訴我，自己剛開始當精神科醫師時，在醫院開女性成長團體，招募了十幾個成員，每一、兩周，大家聚會一次。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平常在家裡不斷承受老公情緒暴力的女性說，她很少出門，出門都是為了家人，侍奉公婆、照顧小孩等等，這是她第一次克服自己，為了自己而出門。」
「作為一個心理醫師，我看過許多的女性個案，她們的故事在我心中激起波瀾。」
女性成年後，罹患憂鬱症的機率是男性的 2 到 3 倍，平均每 4 個女人就有一個曾經憂鬱。
「為什麼這些善良、努力、充滿潛力的女性不能快樂呢？」（延伸閱讀：具荷拉的死，從來都不只是憂鬱症，還有背後被縱容的厭女文化）
鄧惠文曾在醫院組女性成長團體，一名遭受丈夫情緒暴力的女子自訴這是她首度為自己挺身，令她揪心。圖片｜蔣銀珊攝
十幾年前，鄧惠文便在書中提出這個問題。她給予自己使命——「撫慰、照顧這些需要幫助的人」，踏出天堂島（神話中亞馬遜族的居住地），出書、上節目，將困難的心理學專業轉化成通俗的語言。
「十年前，我出來試圖用通俗語言與群眾講述我所學到的東西，我是被同行輕視的，他們認為，一旦我的對話對象是大眾，我就沒有高度。但是這十年來，各行各業的人員逐漸意識到，若是我的專業沒人懂，那麼我專業的使用率就會降低。」
「現在還有同行找我上課，想跟我學習如何說話。」
遇到女英雄，我忍不住滔滔不絕自己從小遇到的各種父權壓迫，忿忿地說著，很多時候壓迫行為的真正執行者與啦啦隊都是女性長輩，婆婆媽媽⋯⋯。
夫妻關係無絕對 要「尊重」陳佩琪成長脈絡
聽到這些話，鄧惠文嚴肅地看著我，說起「陳佩琪」。
前些日子，許多婦女團體質疑柯文哲沒有做家事，示範了一個不公平的夫妻關係。（他的太太）陳佩琪回應說，「難道（柯文哲）急診到一半，我叫他回來洗碗嗎？」
許多年輕女性對陳佩琪的回答都十分不滿，可是，鄧惠文是這樣看待的：
「（性平運動裡）最重要的是尊重，其中，也包括尊重與我們不同成長脈絡的前輩女性，不要去質疑對方的成長過程，在進步開放的過程中，我們也要（養成）互相尊重的習慣。」
鄧惠文率先用「通俗語言」傳遞專業給大眾，遭不少同行輕視，如今同行反而想向她求教溝通技巧。圖片｜蔣銀珊攝
她舉了一個例子。
「我女兒大概 2、3 歲的時候，有一天我帶著她在等電梯，有一位歐巴桑也來等電梯，女兒向她打招呼，歐巴桑很高興，對她說『妳好乖，會招弟弟。』」
路人鼓吹「招弟」不冒犯 女生男生都是禮物
「後來女兒問我，媽媽，為什麼她說我會招弟弟？」
「我對女兒說，因為，那個阿嬤想把最好的東西送給妳，她覺得『弟弟』是一個很好的禮物。」「可是，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好禮物。」
聽到她教孩子的這段話，我的身體不禁震了一震！尊重人，包括與自己想法不同的人，真誠善意地去了解他們的想法起源。這不就是一個能夠弭平仇恨，幫助這個島嶼上的居民們解決爭執，一起向前走的方法嗎？（推薦閱讀：性別平等劇本課：角色叫「招弟」、主管找男性，有什麼問題？）
圖片｜上報 提供
本文獲《上報》網站授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原文詳看：【上報人物鄧惠文】「好好活著」是一種人權 她用白話文破解憂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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