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Playboy》工作的女性主義者 專訪胡晴舫：「我在那看到一群被忽視的女性」

2020年2月28日星期五

曾在《Playboy》工作的女性主義者專訪胡晴舫：「我在那看到一群被忽視的女性」

胡晴舫的目光是很冷靜的，但那並不是冷眼，當我們談到「真相」這件事，她先說：「真相這件事情，勢必有不同版本，因為大家根據事實走出不同思索的途徑，結論不一樣。」

文｜陳亭均

圖片｜今周刊提供（攝影/蕭芃凱）

文策院院長胡晴舫同時是個作家，更是個遊走在眾城之間的人，對她而言，城市和城市裡的人是會發光的。

無論美的、醜陋的，她都凝視並且書寫。

她的新書《群島》再獲今年台北國際書展肯定，拿下小說獎首獎，在霓虹和水泥之中，她安分地以「臭蟲」的身分，好好地看著一切。

作家胡晴舫走在松山文創園區台灣創意設計中心二樓的長廊上，神情文雅清淡，或多或少卻有些尷尬，她不習慣被拍照。不過，她現在另一個身分是文化內容策進院院長，上鏡頭的時間終究比較多。攝影師請胡晴舫沿著廊道緩緩徐行，希望趁著有陽光的時機，抓個好鏡頭。

台創二樓暫時是文策院辦公的空間，會議室周邊平時人煙不多，角落擺了個不知何時留下的枯樹藝術品。胡晴舫套了件西裝外套，外套裹著一件印有法文「Je ne sais quoi」的白色T-shirt。

胡晴舫和文策院董事長丁曉菁（左二）常合體出席活動，媒合創作和產業。圖片｜文策院提供

別問為什麼有時候事情就是如此

「像我這麼沒有存在感的人，拍兩張就行了啦！」她苦笑，攝影師也笑，然後又請她重新沿著廊道再走了一次。

「Je ne sais quoi」是句很難翻譯的法文，尤其在美學領域的討論中，這句話更帶有一種神祕浪漫的內涵。「Je ne sais quoi」若是直翻成中文，意思是「我不知道什麼。」但它在審美範疇裡意義更晦澀，代表一種「難以言喻」的特質，超越理智，只是非常純粹地在感性上發揮作用。

就像胡晴舫說的，「譬如，用在一個句子裡，『你身上有一股⋯⋯怎麼說呢，知性的氣質』。這種近乎直覺的感受力，純粹法式反應，我覺得很可愛。」她其實有另外兩件和身上一模一樣的T-shirt，一件也是白的，一件是黑的。她對這句話意義的理解是「我不知道怎麼解釋」。她說：「也代表了『別問我為什麼，有時候事情就是如此』的灑脫。」

胡晴舫 1969 年出生，幾乎完整地感受過上世紀末所有的歷史，而且她不只是成長在台灣，更曾在美國求學，在紐約、巴黎、東京、北京、上海和香港生活過。住過各處的她對「城市」有種特別的情愫，幾乎像是愛情，纏綿、甚至眷戀。她著迷地感受人類文明的美麗與哀愁，在每個他方，都經驗到那些「Je ne sais quoi」的什麼。

成功的作家必須是城市裡的臭蟲

她很喜歡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說過的一句話，「做一個成功的作家，必須是城市裡的臭蟲。」現代城市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奇蹟，「人類高度有效率群聚在一起，各形各狀的生物在此共生。即使我們在宇宙的角度回看人類城市，它們也是會發光的、很奇特的東西。」

如何做好一隻城市裡的臭蟲？「對我來講很容易。」她尷尬笑笑，「我本來就不惹人注意，因為我比較其貌不揚。」不知道為何，胡晴舫常常這樣自貶挖苦自己，但是她真心相信：「只要讓自己看起來很『正常』，就不會太容易被注意到，我只要低調不起眼，人家就會讓我獨自存在。」於是她就這麼默默地依附於眾城之內，與眾城的毀滅、重生、激情與悲傷共處。

作家出身於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任何一個早慧點的小孩，很快就會質疑自己的存在。小學我讀《紅樓夢》，是因為家裡有，就拿來看。《小婦人》也一讀再讀。那個時代，沒事就會一直看書。」

她記得當年，「時代相對安靜，社會沒有解嚴，報紙只有三大報，能夠看的書就是那些。」她住在板橋林家花園附近，胡晴舫記得家旁邊有個很新的地下道，但「我一個很弱小的小孩，每天要跟車子一起往地下道走。」那是一個相對沉悶、發展重於美感的時代，城市的模樣，至今卻仍留在胡晴舫腦中。

重新整理自己思考的路徑，她說：「我的生命經驗應該是有脈絡的，無論是在家附近的地下道漫步、目睹城市化，或者是中產階級的苦悶。這些都非常『城市』。本來是田野式的空間，水泥高牆慢慢被築起，有道路、有電話。你知道，普魯斯特（法國小說家）到死，都還不會拼『電梯』這個單字，這其實是很正常的。但我這代有點奇怪，我們 1969 年出生，人類登陸月球、網路在加州被發明，我長大後就解嚴，後來台灣遇到了中國因素，手機、網路改變了一切。」城市和作家都是有機的，一切在生長。

1995 年，胡晴舫 26 歲，她剛從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讀完戲劇碩士回到台灣，受《Playboy》（花花公子）邀請，一個「女性主義者」，進入了販賣女性美色主義的父權雜誌。「我人生一直做錯誤的決定，我會把它當作風景來欣賞。」胡晴舫笑說，「我做錯一個職業上的決定，反而我看到一些女權論述沒有照顧到的女性，也看到論述權力的霸權。」

「我是中產階級的小孩，很多規範都被定義得很清楚，我忽然意識到社會有上層階級、下層階級，他們完全不遵守中產階級倫理、道德。只有中產階級重視道德、賦稅。上層、下層的人，不在這套生活方式裡面。他們不會選擇中產階級這套生活方式。」她說，「所以從此以後，我不會自以為是『去代言下層階級』。他們有自己的人生樣態，他不要你那套。」

「我人生一直『不斷地在適應』。」胡晴舫說，「我也常常無意識把自己丟在不舒適的狀態，因為我要挑戰自己的觀點。」她緊緊盯著城市生活，但不過分狎暱地批評或溢美，只是不斷地寫出人類生活的一角，讓讀者去思考海裡更巨大的冰山。

在胡晴舫最近一本作品《群島》中，她難得以夾敘夾議的手法書寫「網路」，文章裡的敘事者同樣徬徨，各種聲道在喧譁的數位世界裡，被迫與自己的身分、自己的美好與難堪共存，「以前媒體問我，『文學家都在想主題，妳在想什麼？』年輕時我在想的是『跨界』，想打破偏見、打破標籤。但現在我在想的是跨界後，如何『共生』，人們不該殺死彼此。無論如何，就是要找到一個方式，跟死亡共存、跟大自然，跟不喜歡的人共享這個城市。」

最近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俗稱武漢肺炎）的蔓延引起世界巨大的恐懼。1999 年她曾毅然到香港生活，當時1997剛過，隔了幾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爆發。她早在那個城市裡，感受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嘈雜與疫病帶來的寂靜。

在模模糊糊中追求更高的存在

「我在香港碰上非典型肺炎，住東京時碰上東北大地震，去斯里蘭卡旅行時碰到南亞大海嘯等等，瘟疫、海嘯、地震⋯⋯一再提醒，所謂的文明是何等脆弱。我們人類自以為偉大的光輝成就，彈指之間，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反撲。」

但她接著說：「好像四周愈趨黑暗之際，反而愈容易辨識一點點光的存在。」她說：「就像武漢的艾奶奶，艾曉明。」艾曉明是中國公共問題學者，她在武漢城內記下了壞事，以及一些人性的美好。「當城市毀滅的時候，我看見人類不得不學會的謙卑，但真正的文明力量，每一個渺小的個體出於人類善良的本性，在集體危難之際，可能克服他的求生恐懼，做出個人最佳的選擇。」

胡晴舫的目光是很冷靜的，但那並不是冷眼，當我們談到「真相」這件事，她先說：「真相這件事情，勢必有不同版本，因為大家根據事實走出不同思索的途徑，結論不一樣。」接著她又笑說：「但我覺得可能有。很奇怪，我覺得我的版本，還是認為真善美是真相。人類用最有限肉體，追一個最抽象的精神，我們都在模模糊糊追求更高的存在。」

她沉吟了一會兒：「終歸成一個圭臬：我希望『每天早上起來，我只能變成比昨天更好的人。』」至於更高的存在，Je ne sais quoi。

圖片｜今周刊提供（攝影/蕭芃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