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障礙者，有生育的權力嗎？
文｜林紘晟
近代女權意識抬頭，許多女性選擇跳脫傳統框架，在婚姻與生育之外開展人生。然而，在主流論述之外，身心障礙女性面臨的卻是「不配當媽」的困局：她們在婚姻市場中被邊緣化，實踐母職的能力不斷遭到親友與醫師的質疑。
身心障礙女性也是女性，她們的聲音不該在女權議題中缺席。今天辣台妹就要從生育的角度切入，來談談身心障礙女性在身體、性與自主權中的遇到的困局。（延伸閱讀：《幽黯國度》陳昭如專訪：慾望不髒，慾望其實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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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的身體不是妳的身體：「被」結紮的障礙女性
日本於 1948 到 1996 年間的《優生保護法》，五十年間促成了逾 8 萬件結紮手術。該法以優生學為基礎廣泛執行結紮手術，但「非遺傳性疾病的智能障礙與精神疾病」卻也被納入規範中。日本以提高國民素質為由，賦予醫師非經當事人同意就能施行手術的權力，其中又以女性佔 70%。
優生學已經過時，類似的觀念還是停留在家戶之中。許多研究已經指出，大多數的障礙並不會經由基因遺傳，例如小兒麻痹，然而患有小兒麻痹的女性依然遭遇親屬的禁育壓力，擔憂他們會生下障礙兒童。
障礙女性實踐母職的能力也時常遭到質疑。周月清（2011）訪問了 10 位接受過結紮手術的智能障礙女性，研究顯示，婚後智能障礙女性的結紮決策權主要掌握在丈夫、公婆與醫療專業人員手中。結紮的主要考量如下：
(1) 認為智能障礙女性沒有能力照顧小孩
(2) 家庭無法承擔太多小孩的生養責任
(3) 擔憂智能障礙會遺傳
(4) 擔憂智能障礙女性會遭姦成孕
在同一份研究中，有兩個未婚的智能障礙女性接受過子宮移除手術，她們的母親認為她們一輩子都不會結婚、生育，因此子宮不僅無用，月經時還會造成許多麻煩。而在所有的案例中，幾乎沒有任何智能障礙女性參與了手術決策，有些案例甚至在手術前完全不知道手術的效果。
生育的女性，障礙的醫療現場
懷孕與生產對任何女性而言都是辛苦而充滿挑戰的經驗。對於障礙女性而言， 缺乏無障礙思維的醫療現場又增添了困難與風險。
根據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身心障礙女性婦、產科、乳房就醫經驗調查」的網路問卷，顯示醫院的檢查台過高，在沒有移位設備的輔助之下無法接受檢查，以及醫院的更衣間太小（無法容納輪椅）或缺乏指示等，是許多肢體障礙女性遭遇的狀況。
聽力障礙者則頻繁面臨溝通問題。例如醫療人員配戴口罩不利於讀唇語，或者協助溝通的醫療人員語速太快導致理解困難。以下這段文字就是一位聽障女性的親身經驗：
「生產當天，要背對著麻醉師施打無痛分娩，因為產房人力不足，無人可以協助讓我讀唇，無法接收在我背後的麻醉師指導施打麻醉劑，一個人在冰冷冷的產房裡多麼無助，結果因為聽不到指導口令而麻醉失敗，導致在即將生產的我當場昏迷。」
醫療現場缺乏無障礙思維，不僅缺乏輔助障礙女性的硬體設備，也缺乏具備專業知識的醫療人員，在台灣醫療面臨資源與人力吃緊的情況下，障礙女性的就醫權益遭到忽視。（延伸閱讀：【為你點歌】身障者自白：我不完美，也渴望被好好地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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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約與台灣進程
聯合國在 2006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簡稱 CRPD ），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個人權公約、聯合國第一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也是捍衛身心障礙者權益的重要國際指標。
台灣於 2014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CRPD），正式將 CRPD 國內法化。2017 年的公約審查會議更提出「應強調原住民、女性等『多重弱勢』的身心障礙者」的建議，呼應公約第六條中提出女性多重歧視的問題。
呼應 CRPD 與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精神，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簡稱障女連）於 2017 年 12 月 10 日（國際人權節）成立。障女連積極辦理各項座談會，廣邀不同障別的女性分享生活經驗，連結社會各方組織，企圖對政府施政產生實質影響，為台灣的障礙女性打造更友善的生活環境。
最後，與各位分享東海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郭惠瑜的一段話：「身心障礙女性不是依賴者，必須將其視為享有平等權利的公民，提供足夠社會支持協助其實踐生活中的各種角色。把『當媽』或『不當媽』的選擇權，還給她們。」（延伸閱讀：身障者的愛情告白：有人會真心愛著我的缺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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