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 有誣告之嫌？先從「證言不正義」與「詮釋不公」這兩個名詞認識起，探討 MeToo 裡的男性恐懼。
文｜楊子琪
香港在 2017 年底爆發 #MeToo 風波：青年運動員、「欄后」呂麗瑤公開表示，自己在 14、15 歲時遭前任教練性侵。很多問題因此得以討論：倖存者面對性侵的心理狀態、社會譴責受害人輿論、司法程序二次傷害、性教育缺失⋯⋯而其中一個在網上最大爭議的點，在於一種普遍獲得男性同感的心理：害怕被誣告。這個現象很值得討論。
會否有女性誣告男人性侵？這個可能性是一定存在的。然而，這種可能性，被香港的網絡 KOL 陶傑等人捉住放大，說成人人恐慌、人人被誣告、女人但凡控訴性侵都有誣告之嫌——這種放大，放在現實的脈絡中，是缺乏意義、甚至是惡意的。
1. 數字
如果我們看一看數字，就會明白：實際上，強姦案件入罪率之低，令人矚目驚心。在香港，根據警方統計，2010 年至 2013 年 6 月期間，強姦和非禮的入罪率分別約為 19.6% 及 28.8%。
再看錯誤指控率。據劉滿新 [註1] 的研究，實際上，說「女性說性侵有可能是誣告」，是在誇大性侵的錯誤指控率。尤其是陶傑式的幽默，令人誤以為在性侵指控裡，誣告或者錯誤指控很常見，並且有很多無辜（男）人因此受害。讓我們以外國數字為例： 根據英國內政部的統計，英國警方接到的報告中，只有 4% 的性侵犯指控為錯誤指控。根據 Liz Kelly 2009 年和 2010 年的研究報告，在歐盟國家中，錯誤指控率只有 2% 到 6% 之間。性侵的錯誤指控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普遍。（推薦閱讀：「教練藉口按摩摸我私處」香港欄后呂麗瑤 #METOO 公開被性侵經驗）
如果仔細拷問這些資料，這些數據還有虛高之嫌。根據 Kelly 的分析，「錯誤指控」 (false allegations) ，其實還包含了那些可能確有發生、但取證困難而無法獲取足夠證據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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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
我們不僅要從事實反駁這種心態，更要從社會文化的根源去理解這種心態。我認為，這是社會長久以來存在的，對女性的「認知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這是由哲學家 Miranda Fricker 提出的概念。
別擔心，我可以很將它解釋得很簡單：Fricker 關注兩種日常實踐：傳達知識，以及理解（make sense of）我們的社會經驗。 關於傳達知識，存在一種認識論上的不公，她稱之為「證言不公」(testimonial injustice)；而關於如何理解我們自身的社會經驗，也存在認識論上的不公——「詮釋不公」(hermeneutical injustice)。
舉一個簡單例子：當女性和男性向警察作供時，警察傾向不相信女性，這便是「證言不公」，即女性證言的 credibility 很低。 而當一個女性遭受職場性騷擾，如果她所身處的社會尚未對她的這種社會經驗，形成一種「這是性騷擾」的集體共識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而將此看做「調情」時，不止社會其他人無法理解她，甚至她自己也無法很好地理解她所經歷的事情。這種狀態稱之為「詮釋不公」，簡而言之，即對某種社會經驗缺乏理解的 injustice。
#MeToo 運動的男性恐懼作為一種現象，正正反映了這兩種 injustice，如何長期深植根於社會文化之中。
首先是證言不正義。在網絡上，我們隨處可見，人們在批評「網絡公審」之餘，同時又踩過界——好多言論直接質疑呂麗瑤，說她的話不可信。無論幾多人出來解釋，受害人為何不報警，為何時隔多年先公開，各種心理的、權力的、法律的問題，無論多少細緻分析，那些人的耳朵都好像關上了一樣。為什麼？ 在他們心裡，長期形成一種對女性的 testimony（證言）的不信任。或者說，女性的證言，credibility 較低。他們說，女人都是性交後反悔，或者因私怨想藉此報復男方。他們說，女人都是雞，很隨便，怎麼會被性侵。這些所謂的印象，當中的偏見，正正反映了人們對女性證言的不信任。（推薦閱讀：【性別觀察】#METOO 運動過火了嗎？女人開始自省，但男人去了哪裡）
這就是 Fricker 所說的，testimonial injustice。當「口同鼻拗」，比如之前幼稚園老師懷疑被強姦案，女方在法庭上展開案情的那幾天，網絡上已鋪天蓋地說她是「老屈」（誣陷）；而到男方展開案情時，他當然完全否認女方的說法。在官司結果還沒出來前，你猜網民會信誰呢？
在性侵這個議題上，對女性證言的 discredit，再深究一層，源於剛才所說的第二種 injustice——「詮釋不公」(hermeneutical injustice)。
即是說，當社會沒能將女性的經驗，形成一種集體共識（collective understanding），女性口中所說出的感覺、視覺，對社會而言，成了一個異數，一種難以理解的事情。
這種詮釋不公是怎樣一回事？在 Fricker 的理論中，社會每個人都在參與建構某種共同理解，並形成某種集體的詮釋資源（collective hermeneutical resource）——就好像一個 pool，裡面有好多不同的、用於解釋、理解各種社會經驗的資源。 而造成詮釋不公，原因是有權力的人或群體，在參與建構某種社會共同理解（collective social understanding）時，擁有相比弱權力者更多的優勢。這些有權力的群體，可以影響社會的集體的詮釋資源，比如令這資源形成一種對某個身份群體的人的偏見。
從而，當有權力者群體去理解自身的社會經驗時，可享有更有利的詮釋資源；而那些弱權力群體的人要理解自身的社會經驗，就無法享有相同的有利自身的詮釋資源去解釋這些經歷，從而他們對自身社會經驗的解釋會在社會共同理解的建構中失聲（be obscure）。
我們可以看回#MeToo運動。當呂麗瑤說出她的經歷，童年性侵，她說，她沒有反抗，甚至事後自己把一切收起來，繼續過生日。當我們看到更多的受害者站出來，說，她們沒有反抗，甚至根本無法反抗；而她們也不想報警，不想公開時，我們看到什麼？——社會不理解她們。
無論我們解釋多少次，說，強姦大多數是熟人強姦，熟人強姦有權力關係影響，當事人會因此沒有反抗，不敢反抗，無論我們解釋多少次，即使陌生人強姦，當男性壓倒你時，其實妳是可以動彈不得，無論我們解釋幾多次——社會不理解。甚至連一些女性也不願相信。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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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人類歷史中，在建構社會共識的過程裏，誰是有權力者？誰是權力較多者？一定不是女性。否則如何出現如此多深入人心的偏見？女性不夠男性理性，女性數學不好，女性司機比男性差，女強人好恐怖⋯⋯社會的詮釋資源，從來都不是有利於女性，包括性侵——誣告，講大話，報復男人，雞⋯⋯ 有些人說，女性在性侵上，天然有道德優勢。那為什麼在法庭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有法官的裁決，即使已經罪成，仍說那個強姦者多麼優秀，前途不能因為性侵犯罪而毀於一旦？史丹佛案，還少嗎？未審先判女性是誣告是雞，還少嗎？優勢究竟在哪裡？
有時我們以為，遭受性侵的人如果是兒童，那就是最完美的受害人了，幾乎所有人包括高登仔（香港論壇，類似台灣的 PTT），都會相信孩子的經歷。可是呂麗瑤事件展現的香港輿情，網民一片倒地批評呂麗瑤不報警是誣告，不正讓我們明白，世上根本沒有所謂的完美受害人，女性在性侵上也並非真的有什麼道德優勢。
有權力者，在參與建構社會共同理解時，影響社會的集體詮釋資源，形成一種對女性有偏見的詮釋資源——女性如果沒有激烈掙扎，就不是被性侵；女性如果平日很「隨便」，那她的證詞不具有可信性；如果她事後沒有立即報警，還同強姦者正常相處，那她就不是被性侵。 高登上、網絡上那些留言，正是這種被偏見影響的社會詮釋資源的體現。
於是，女性在嘗試對自身被性侵的經驗進行理解時，便只能從這種充滿偏見的詮釋資源獲得詮釋：對自己，她可能也會陷入一種自我的譴責當中，無法很好的理解自身經驗；即使她沒有自我譴責，當她希望向別人解釋自己的經驗時，別人卻因為這充滿偏見的集體詮釋資源而無法理解她。
這種現象，在荷里活事件更為顯著。關於荷里活性侵風波，陶傑說，演藝圈就是這樣的生態——權色交易。也就是說，在他們這些人看來，演藝圈中發生的，在導演、製片人權力遠大於演員的時候，在那種「不上床就被雪藏」「不脫衣服就一輩子沒演出機會」的權力關係下，所發生的性行為，只是一種交易，而非性侵。（推薦閱讀：發揮你的影響力！《TIME》年度風雲人物 The Silence Breakers：#MeToo 運動，為性侵受害者發聲）
但那只是交易嗎？不。只要違反當事人真實意願的，那就是性侵。
剛才說，當一個社會不認為職場性騷擾是性騷擾，只是調情時，就連女性自己都無法理解自身的經驗。所謂演藝圈的「交易」，就是這樣一種沒被理解的經驗——以權力威逼利誘，其實都可能是性侵，而非只是交易。 過去在建構社會共同理解時，這種經驗當然不會獲得發聲——有權力者如 Weinstein，自然擁有比受害女性更多的優勢，去影響社會的詮釋資源，令受害女性禁聲。New York Times [註2] 對此有深刻報道。 而這正是 #metoo 運動爆發，所帶來的一個革命性改變——讓女性的經驗發聲，參與到社會共識的建構當中。讓所有人明白，以前不被認為是性侵的，其實就是性侵行為。
可以說，#metoo 運動，正在改變社會共識建構的參與者的權力關係，從前處於低處、弱勢的人，現在被 empower，讓她們的經驗被「看見」。讓社會詮釋資源，從以前對她們極為不利、充滿偏見的一方，慢慢轉為平衡。
回歸到男性的恐懼心理。為什麼在錯誤指控率如此低，而強姦入罪率亦如此低的情況下，男性仍普遍抱有這樣一種害怕被屈的心理？我想提出的一個角度是：是否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剛才所分析的，對女性證言可信性的偏見，以及源於對女性在 #metoo 運動中獲得新的權力地位、參與社會共識建構的不安情緒？當女性的經驗獲得比以往更大的聲音時，當定義性侵的權力不再緊緊握在男性手中時，是否，這是男性恐懼的文化根源？
[註1] #MeToo與性侵犯指控：害怕「被屈」？相信女人竟然如此難？
[註2] Weinstein's Complicity Machine
（本文授權轉載自楊子琪，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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