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迷專訪《花開少女華麗島》作者楊双子，看她如何透過百合小說，帶我們與日本時代的少女對話。
双子姊妹踏上百合文化之道，妹妹開路，姊姊跟上，而後妹妹罹癌，兩人返過身，從滋養自己的台灣土地取材。
2014 年，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宣布舉辦歷史小說獎，高額獎金打響了名號。獎金可以紓解醫療費與經濟壓力，姊妹兩人在當年就決定，要寫台灣歷史百合小說。兵分兩路，妹妹查閱歷史文獻、姊姊双子發想並創作故事。
「前置作業是歷史考據，交給妹妹累積歷史資料庫。我繼續賺錢。」
直到 2015 二月底，醫生宣布妹妹已是癌症第三期末，生命只剩三到五個月。當天，双子立刻打電話給老闆辭掉工作。計畫改變。
「三到五個月是不可能寫完一本長篇小說的，所以我先寫短篇小說，也就是《花開少女華麗島》裡的第一篇〈花開時節〉，抓到語感和大概的風格，再開始依此發展長篇小說，拼全力趕啊，希望在妹妹過世前寫完。」然而一隻筆再怎麼寫，也趕不上病魔速度。長篇寫到一半，妹妹就離世了。但双子必須振作，因妹妹的遺願是完成長篇《花開時節》。
長篇《花開時節》寫的速度快，剛完成仍是粗胚。双子便把配角抽出來，以寫短篇的形式寫她們各自故事，集結成《花開少女華麗島》，其中三篇甚至拿到文學獎。角色立體了，双子再返身修整《花開時節》配角出現的部分。
於是《花開少女華麗島》在時間上，是《花開時節》的孿生作；在精神上，兩本書可以說是彼此的百合延伸，把主角的以外的角色或情節，重新賦予意義。兩本書，則同時向日治時代的少女小說接棒。
與日本時代的少女小說對話
《花開時節》與《花開少女華麗島》都回應台灣真實存在的經典文學作品，如《花開少女華麗島》輯一〈華麗島〉三篇，分別同名互文楊千鶴 1941 年的同名作品〈花開時節〉、翁鬧的〈天亮前的戀愛故事〉，真杉靜枝的〈站長的少妻〉。以這些故事為藍本，或許可以說，双子寫出了進階版的同人誌。
在架構上最明顯呼應的，是〈天亮前的戀愛故事〉，双子說，這是作者翁鬧以第一人稱、私小說的方式，寫自己在日本召妓吐了一夜苦水的故事——全篇講翁鬧自己的性意識與人生困頓，「不過，妓女在這篇故事裡完全沒有聲音。」双子笑說，想像妓女的心情，不覺得很靠杯嗎？
「妓女應該更難受吧，從殖民地來東京念書的大學生，還可以找妓女抒發感受，她卻只能在這裡做妓女，所以乾脆逆反過來，同樣的場景，我以第一人稱，讓陪侍的女性開口說話。」双子將鏡頭移到陪侍女性身上，以日本九州作家林芙美子為藍本，填入血肉。陪侍女角講的一句話「人生只有食慾和性慾」，即是從林芙美子最有名的《放浪記》直接移植過來。
林芙美子是個奇女子，「作為一個有天分的人，卻沒人欣賞她的文采，身邊的人不肯拉抬幫助她，她無法穩定自己狀況，便把自己的各種抱怨連載，寫成放浪記出版，沒想到大紅翻身！」
突然大紅，正是因為心境相同的女性非常多。「當時初等教育普及，已有非常多識字女性，這些女性受到啟蒙、走進公共領域，也有新的想望，可是通常會遭遇困頓與破滅。」林芙美子，說出女性共通的苦悶心情。
另一篇〈站長的少妻〉也同樣是呼應真杉靜枝的私小說〈站長的少妻〉。「真杉靜枝三歲從大阪來到台灣，在台灣讀高等女學校，嫁給一個大自己很多的男人，最後離婚。離婚那年她回到大阪，才 21 歲。〈站長的少妻〉即是真杉靜枝在別人鼓勵下，寫出自己故事。」
真杉靜枝寫〈站長的少妻〉，主人公作為有志於文學的女性，在那個時代沒有追求夢想的可能，「最後會寄望在哪裡，就只有婚姻，以及婚姻裡唯一可能達到精神滿足的愛情，可是也沒有，當她發現幻想破滅的時候，這個故事就結束了。」双子自己下一個結論「其實，就是一群很容易幻滅的日本時代的人們。」
然而，幻滅，也是双子寫作的基調。「我個人覺得，成長的開始，就是幻滅。因為人要成為自我的主體，勢必經過孤單，勢必是一個人的。」她停頓一下，補充，「可是人不一定是孤單的，『我』還是希望可以成為我們。」
除了相愛與互相競爭，女性之間存在更豐富情愫
「我們」，不一定非得是戀人，也不一定是姊妹情誼，有沒有可能都是、或者游移在這廣大的地帶之間？
双子說，如果我們觀看過去的文本，可以發現女性和女性之間的關係，往往是透過男性來呈現。不管是男性視角的描繪，或是以男性為核心開展故事，「掌權的基本上還是男性，在這樣的敘事下，女性必須競爭同樣的資源，不管是男主角的愛情，還是金錢、權力，總之得獲得男主角的青睞。」
另一方面，而女同性戀文學則描繪女性相愛。「同性戀女性的情誼，比起過去，已逐漸有些文本，可以代替我們說出來。」
「然而這會出現一個問題，女性不是相愛、就是競爭關係，中間的感情在哪？女性情誼在相愛與競爭的關係之外，仍有非常廣大而複雜的地帶，可能是既喜歡又羨慕、嫉妒又欣羨、戀慕又困惑，過去沒有人看見這種種的複雜性，百合可以填補這一塊。我寫《花開少女華麗島》這樣的故事，就是想呈現異性戀女性之間的同性情誼，可以是什麼模樣的。」
女性情誼在相愛與競爭的關係之外，仍有非常廣大而複雜的地帶。
這也是百合和 GL （Girl's Love）的差異，「女同性戀有沒有包含在百合裡面，有。可是百合是否等於女同性戀，不是，因為百合包含了女同性戀之外的女性情誼，所以如果單純把百合與女同性戀結合在一起，我們會錯失掉非常多豐富的情感。」
双子舉例，《花開少女華麗島》的故事主角，大多都有異性戀關係，「幾乎最後都會結婚，像我寫《花開時節》，很小心拿捏女主角們在異性戀的同性情誼範圍。」她閃過一點點可惜的表情，「不過沒關係，而且我以前玩同人誌嘛，如果有人想寫同人誌，把他們全部上升到戀愛關係，也很好啊。喜聞樂見，哈哈哈哈。」講一講，她忍不住坦露自己真正心意。
因為自己是同人創作者，所以也為同人誌創作留很多空間，「保留給大家寫，好嗎？我自己也想寫啊！可是沒時間。」她一邊扼腕，一邊熱情地向大家發出邀請。
如果小說主角穿越時空，來到現時台灣
那麼，如果日本時代的小說主角們來到當代台灣，她們有沒有可能實現少女夢？遇上的機會與障礙會是什麼？
双子笑說，這問題她其實想很久，「因為我們從日本時代開始，就有很嚴格的戶口制度，所以會遇到沒有戶口的問題，那就是偷渡來的啊，完蛋了！」她總會考慮到寫實的東西，「而且語言不通，因為現在大家都講北京話。」
然而撇開這一點，双子第一個想到的是，「她們可能會發現，我們與她們沒有那麼大的不同。」嚴格說起來，日治時代的城市已經相當現代化，「我們與她們遭遇的問題，其實差不多。包含現代主義裡的異化問題，怎麼認識自我主體，我們怎麼和社會互動、自己在家族、社會、人類裡的位置是什麼？」
但也會發現不同之處。
「以現在來講，因為性解放已經走了一百年，所以他們看到我們，可能會有很驚奇的地方。」双子停頓一下，「但他們可能會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嗯，我覺得他們可能比我們更想要了解這個世界。」我問此話怎講？她托腮，「我不確定我這個判斷是不是對的。」
「比如說，那時候的國際化程度，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高，可能是因為台灣當時很複雜：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既是日本人、也對中國有複雜的情感。」
「如果去問當時大稻埕揀茶女工在意的國際問題，她們會直接聊到隔壁的中華民國，這很厲害。因為揀茶女工通常都是婚前少女，她們居然會在意這些事，是不是很出乎意料？」
「我們已經習於科技日新月異的速度，可是當時是從零開始加速。例如 1908 年蓋好縱貫鐵路，從此台灣才有『島』的概念。在此之前，各地自屬、族群分散，沒有『我們是台灣島』的想法，直到島鏈出現，一天就能從基隆到高雄，感受各族群的交流；也因為外侮日本來了，泉漳械鬥迅速的消失。 1921 年，蔡培火才會喊出，『台灣人是台灣人的台灣』這樣的話。那時候，已經不講我們泉州人、漳州人了。然而這一切，距離日本人來臺灣，也才 25 年而已，真的很快。」
双子觀察，當時女性如果條件足夠，看著時代快速前進、各種事情都可能發生，可能是很有野心的。「家裡環境好的都市女生，讀到台北女子高等學校，相當於現在的國一到高一，開始選修第二外語。她們想要跟上這個世界、求知若渴的念頭，是否可能比我們現在更強烈？來到當代，她們會不會覺得，我們很滿意於現狀呢？」
事實上，在日治時代，亦已有部分女性開始握有權力，並為其他女性爭取權利。
「例如楊逵的妻子葉陶，已走到街頭倡議人權、倡議臺灣女生該有什麼樣生活。這些女性權益的倡議者，在社會裡扮演要角，也有男性盟友，可是現在我們幾乎還是沒人知道。」歷史的斷裂，讓我們忘記自己從哪裡走來、踏過哪些路。双子也坦白，她寫日本時代，是帶著明確企圖的。
所有書寫，都有意識形態
以日治時代為背景，不只為了上承斷裂的少女小說歷史，還有明確的政治想望，她不怕直說。
「其實所有書寫都有意識形態，如果要簡單說一句，就是希望有一天，閱讀（這兩本小說）的過程，就是台灣獨立建國的倡議。」小說作者旗幟鮮明地展現作品的政治信念，不是常態，尤其在威權脈絡下，華人很喜歡說「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然而所有創作者都是社會的一份子、更通常是敏銳於時代脈動裡的敏感者，政治與藝術，又怎有脫開彼此的真空可能。
再看楊双子，確實是一個熱情的運動者模樣。双子拋出一個提問，「1921 年，蔡培火說，台灣人是台灣人的台灣。這句話當時是對日本人說的。這幾年，我們又重新聽到台灣人講這句話，現在不是對日本人說了，甚至連日本人都在說這句話。當台灣人和日本人都在講『台灣人是台灣人的台灣』的時候，這句話是對誰講？我們為何這樣說？它的歷史脈絡是什麼？」
這是双子創作試圖回答的問題，也是直面台灣歷史的宣示。
「我創作的時候，也講台灣有自己主體的歷史，但不會在開頭就寫『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她頑皮地笑，「因為懂得小說的魔術嘛。創作本身就是一種魔術，不會立刻掀底牌給別人看，要讓大家一步一步掉進陷阱之中，最後嚇你一跳，才把我們想要傳達的東西傳達出去。」
「其實作為一個研究者，我也知道作者不該對自己的作品說太多。我最近有意識到啦。」双子有點不好意思地聳肩、擺擺手。
一個人同時擁有學者與創作者的身份，還自我解釋，確實可能互給彼此定錨限制；可是學者的双子、與小說作者的双子，兩者的作品不須另一方補述即自為完整，因此，兩種角色的自問自答或說對話，更有互相激盪的意味。
但她也擔心，這兩種身份，對百合文化的發展可能是危險的。「我擔心有人以為百合文化是我們說了算。但我無意如此，我一直都覺得是拋磚引玉，」她停頓一下「雖然我不覺得自己拋的東西是磚啦！但我希望有更多聲音出來，反駁我，在各種對話中找到共識，才可能建立健全的百合文化，未來才會有好的發展。」
既是讀者、研究者、也是創作者的双子，未來她希望可以單純一點。「希望單純是創作者和迷妹就好。我對百合文化的論點、怎麼看待，只要寫小說的時候呈現就好。」
可是我忍不住問，「妳自己的小說，前後都還是有以學者身份現身寫的序和跋，那下次還會不會這樣做？」她抓抓頭，「哎不知道耶。因為我就是有學者性格，無法改變這件事，啊～～但這個對台灣的百合文化不是好事，只有我一個人說不行，真的希望大家一起建立論述啦。」
當然，如羅蘭巴特所說，作者已死，文本開放解讀，不只開放解讀，双子更開放對話、歡迎同人創作。台灣的百合文化，有双子詳實的史料搜集與累積，寫作《花開時節》與《花開少女華麗島》，可說是以少女之力，搬開溝蓋，看見歷史水脈仍然在，上承日治時代斷裂的台灣少女小說傳統，往下，期待更多懷抱少女心的各位，一起延續百合文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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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開少女華麗島》楊双子專訪：百合創作，是從吐槽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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