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看美國歧視文化與「道德許可」機制，反思社會的歧視現象：「當弱勢成了主流，為何不會對弱勢伸出援手？」
作者｜過敏兒
十月初，前 NBA 球員馬丁（Kenyon Martin）在 Instagram 上諷刺林書豪的雷鬼髮辮是裝黑人。由於內容帶有種族歧視的字眼，而遭受外界抨擊。受害者林書豪倒是禮貌且大氣的回應—稱讚馬丁身上的中文刺青是對於不同文化的尊重，也期許弱勢族群之間互相理解，帶給主流社會正面影響。
來美國 5 年了，越來越習慣看到或是聽到各種被歧視的故事。
念國貿碩士的時候，曾和系上同學一起去德國短期的學術交流。當時，曾有幾位美國人在中國學生發言的時候，大聲的說聽不懂他在說什麼。當天晚上，系辦秘書幫忙拍團體照的時候，也只拍了美國學生，沒等還沒下遊覽車的一大群中國學生。當被問說可不可以再拍一張時，系秘不僅冷漠地說不，還頭也不回的走了。雖然我不是兩場事件的受害者，當下不免覺得很生氣。這些學生主修國際貿易，口口聲聲的表示想要國際化，卻對於來自其他國家的人特別不友善，非常諷刺。（推薦閱讀：用點菜終止歧視！「大陸妹」的隱性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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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了博士班後，我曾被一起工作的老師批評寫的東西不是英文（This is not English.）。當下覺得很受挫，因為內容已經請做過校稿工作的美國同事幫忙看過。心裡不免覺得，莫非因為自己是亞洲人，才得到了這樣的評論嗎？事後，還聽說那位老師對不同的人，評論過亞洲各國人的英文程度以及文化，例如韓國人尊卑關係太強烈，當有學長姊在場時，學弟妹都會因此不敢發言的文化很糟糕。
不只一次，我和另一位同事被資深的女性教授告知，因為我們是年輕的亞洲女性，未來找教職的工作會是絕對弱勢。的確，美國研究型大學的教職很競爭—因為薪水待遇不錯，所以對於研究和教學的質量要求很嚴格。也因此，常聽到學者們提出聘僱外國學者的堪憂：例如擔心外國學者因為語言的問題無法教書或寫期刊文章，抑或是在社交方面也會因為文化差異有困難。甚至有老師說美國大學應該要停止招收外國博士生以及教授。
別誤會，職場有職場的規矩，對於教書以及做研究的高要求，我是百分之百同意。不過當這些想法被標上種族和性別的標籤，那就有問題了。無論是不是美國人，要擠進研究型大學的窄門，一定要有足夠的能力。然而，既然已經有這麼多外國學者在美國頂尖大學裡面耕耘，不就是因為他們不僅可以達到這樣的要求，甚至能表現的比某些美國人好嗎? 況且，以研究的立場而言，本來就是應該無國界。因此，當聽到許多優秀的學者提出各種歧視的觀點時，總是會讓人驚訝，困惑又生氣。
當然，這些都是個案。歧視的言論和經驗也不是只存在美國社會。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充斥著各種歧視和不公平：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年齡歧視，長相美醜的歧視。這是每個人都會犯的錯，然而很少人會去注意到。或許，那是因為人很容易會為自己的行為找藉口。所以，很多時候受害者會反過來成為加害者。（推薦閱讀：「抱歉，我只跟白人交往」澳洲種族歧視嚴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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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以及心理學的領域裡面有一個觀點叫做道德許可(moral licensing)。這個理論大致上是說當人們做了好事或是覺得自己是一個好人的時候，反而特別容易做出不道德或是不合適的行為。這在日常生活裡面每天都發生。例如，當我們吃了保健食品後，反而會去做一些危害健康的行為（像是吃不健康的食物，Chiou, Yang, & Wan, 2011）；或是當我們覺得那天工作的很辛苦的時候，會想要犒賞自己，所以衝動購物 (Septianto, 2017)。
道德許可的機制有兩種建立方式。第一個機制是像集點卡，當我們收集做好事的點數到一個程度後，就會覺得自己有資格使一點壞。第二個機制是當我們做了好事，會覺得自己已經在別人面前建立了正面的形象，因此有絕對的理由可以去做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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