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面對的戰爭》選摘，細看印度巴士輪暴案背後印度女人在父權制度下產生輪暴、焚妻、重男輕女的歧視困境。
當時是晚上九點，天色已黑。他們試圖招攔人力車但司機都以距離太遠為由拒絕，招車也徒勞無功。最後他們在一處公車站等待，有一輛巴士停了下來，司機宣稱車子會開到他們想去的地方，因此他們爬上車。當時他們不知道這是一輛沒有載客執照的校車，而且巴士上的六個男人都已經喝得爛醉。
接下來發生的事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那些男人鎖上巴士車門，開始嘲諷、辱罵這對男女。他們質問喬蒂為何夜深了還跟不是丈夫的男人單獨在外流連，阿雲達插嘴表示這件事與他們無關，然後他們將他剝光毒打一頓；阿雲達失去意識之後，他們將他丟到巴士後方。
他們決定給喬蒂嘗點教訓。當時這輛巴士總共在德里繞行一個半小時，過程中六個男人輪流傷害並強暴喬蒂。她試圖反擊，咬了這些攻擊她的人。他們則用生鏽的 L 形鐵棒──類似千斤頂的工具──插入她的陰道，其中一名攻擊者甚至將手伸進她的體內拉出部分的腸子。她的生殖器官、下腹與腸子都遭受極度嚴重的傷害。
這幫人的其中一個說：「她死了，她死了。我們必須處理掉她。」巴士停到路邊，他們把全裸的喬蒂和阿雲達丟下車。此時司機看到喬蒂還在動，試圖
倒車撞她，所幸阿雲達即時將她移開。巴士駛離後，阿雲達瘋狂地招攔人力車與汽車停下救援，但沒人停車。最終是一位自行車騎士停下來幫助他們，他注視著喬蒂，停頓了一會兒說道：「她看起來像隻產後的乳牛，到處都是血。」隨後他報了警。警察到場後花費許多寶貴時間詢問事件發生的緣由，而當時喬蒂就躺在路旁痛苦地掙扎，血液與意識不斷流失。最後他們終於叫了救護車。（推薦閱讀：八歲印度女童遭四名警察姦殺，誰把強暴當成政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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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者表示：發生這場兇惡的攻擊是喬蒂的錯。「被強暴的時候她不應該反抗。她應該保持沉默讓強暴進行。這樣他們做完就會把她丟掉，只有那個男
的會被打。」聽候審判期間，其中一名攻擊者穆凱許‧辛格（Mukesh Singh）在監獄訪談中發表此段令人震撼的言論。他坐在椅凳上，臉上的鬍鬚修剪整齊，身上穿著乾淨的棉質格紋衫，說話時語帶自信，絲毫沒有一點悔意。他宣稱自己在攻擊事件的整段過程都在開車，但這項聲明被另一個同伴否決，該名被告表示穆凱許也有參與輪姦。
穆凱許‧辛格在訪談中堅持女孩應該被譴責，而現今的印度有太多男人擁有相同的想法。「在強暴事件中，女人該負的責任遠比男人更大。」他說，「
正經的女孩不會晚上九點還在外頭晃蕩。女孩該做的事是掌理家務，而非穿錯誤的衣服在迪斯可裡做錯誤的事。」那些錯誤的衣服是一種刺激，男人是遭受蕩婦誘惑的受害者。
醫生對於喬蒂在遭受攻擊之後仍然活著感到相當震驚。第一位替她檢查傷勢的外科醫師說：「我執業已有二十年經驗，從未看過這樣的案例。我們不知
道該從何著手，也不懂為何她還活著。」此案件在印度聲名大噪，因此政府介入其中，將喬蒂轉往新加坡一家專攻器官移植手術的醫院──伊麗莎白醫院（Mount Elizabeth Hospital）。飛往新加坡的過程中喬蒂的心搏曾一度停止，而在十二月廿九日，攻擊事件過後的第十三天她死於多重器官衰竭。
當時她的母親艾夏‧黛維（Asha Devi）就在她的身旁。「喬蒂轉頭對我說：『媽咪，對不起，我給你製造了這麼大的麻煩。』」艾夏‧黛維回憶道。「她的呼吸聲停止，接著螢幕上的線條便逐漸消失。」直到攻擊事件發生前，喬蒂‧辛格的人生在印度幾乎可說是童話故事。她的名字蘊含「光明」之意，父母對於她的出生充滿喜悅。「她的出生對我們而言是一份光明的贈禮。女孩出生時人們通常不會太開心，但我們很開心。我們到處發送糖果，每個人都說：『你們慶祝得像是生了男孩一樣！』」
她的父親巴德里納‧辛格（Badrinath Singh）小時候的志願是當老師，但因家境貧窮，他在十一歲生日過後就無法繼續上學。他發誓要讓自己所有的孩
子都受教育，包括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我們的心中從未出現差別待遇的想法。」他說，「如果只有兒子幸福，女兒卻不幸福，我怎麼會快樂？我不可能拒絕這樣一個喜愛上學的小女孩。」喬蒂的志願是當醫生，辛格變賣家中地產，並在德里機場兼兩份裝卸工人的工作，只為實現女兒的夢想。
一名大學教師憶及喬蒂的女性主義信念與決心時提到喬蒂曾說：「從出生的那一刻起，人們就認定男女之間有所差異。事實上，女孩可以做到任何事
。」為了補貼學費，她晚上八點到清晨四點在客服中心工作，一天只睡三到四個小時，接著起床繼續念書──她的夢想是回家鄉蓋醫院。她對於自己即將完成考試，能夠開始幫助父母感到相當興奮。她的母親表示她曾說：「媽、爸，現在你們不必再擔心了。你們的小女孩是個醫生，一切都會很好的。」
喬蒂最終的死同時帶出印度最好與最壞的面向。
當時警方即刻做出反應，他們藉由監視攝影機的影像找到那輛巴士，藉由阿雲達‧潘迪繪製的素描，以及躺在醫院病床懨懨一息的喬蒂‧辛格的證詞成功圍捕六名強暴殺人犯；五名成年男子與一名十七歲的青少年在犯案廿四小時內遭到逮補。
駭人的攻擊細節在社群媒體廣泛流傳，促使全國各地展開示威活動。第一場抗議發生在德里市長希拉‧迪克希特（Sheila Dixit）的官邸門口；這位市長不久前曾對二〇〇八年女記者的謀殺事件發表看法，他說女人晚上還在市區走動是「冒險」的行為──此言論激怒了年輕女性。全印度婦女進步協會（All India Progressive Women's Association）的祕書長卡薇塔‧克里希南（Kavita Krishnan）在示威活動中宣布：「女人有權做任何冒險。我們大膽、我們無懼、我們勇往直前。休想指導我們該穿什麼衣服，休想規定我們要在哪些時間、需要多少人陪伴才能外出。」
警方數據顯示，印度平均每二十分鐘就會發生一起強暴事件。強暴已經是見怪不怪的常事，但喬蒂‧辛格的案件激發了集體的憤怒，因為這不是一般的強暴案件，是一齣希臘式的悲劇故事。她的家庭勇於挑戰規範，父母對她與兄弟一視同仁，她以最好的學業成果回報他們，並完成一件家鄉村落前所未聞的事──繼續念大學。
然而，對於攻擊她的那些厭女主義、殘暴的男人而言，她越界了。她藐視傳統，最終為此賠上性命。
殘暴的攻擊過程、窮困的成長背景、思想進步的父母、她的女性主義與抱負，以及她「冒險」與男性友人在晚上出門看電影這些事實，在在都激發了現
今印度女人對於未來的期望。在事件發生的幾天內，成千上萬名女性聚集到德里國會大廈外的印度門（Ingia Gate）廣場，她們大聲怒吼「不再容忍強暴」以及「自由」。同時舉起標語：「我們受夠了。請用監獄囚禁強暴犯，別用父權制度囚禁女人。」警察以暴力回應。儘管媒體被區隔在示威場所之外，從某些照片中仍然可看見警方以火焰噴射器、高壓水砲、催淚瓦斯、長杖和警棍攻擊現場的年輕女人以及加入抗議行列的男人。
警戒柵欄被推倒，汽車遭到縱火。總理曼默漢‧辛格（Manmohan Singh）出面呼籲群眾冷靜，他引述甘地所言：「暴力無濟於事。」同時承諾國家處理強暴案的方式將會改變。
人民院（印度的下議院）議員稱此為印度之恥。他們呼籲政府採取緊急措施，對強暴犯執行絞刑以確保女性的安全，同時承諾改善路燈照明設備，警察也定時進入大眾運輸加強巡邏。接著法院召開一次司法審查並設立維爾瑪委員會（Verma Committee），此委員會一共審查八千份意見書，最終認定政府與警方在多數強暴案件中的不作為行為應受譴責。為了讓德里擺脫「印度強暴之都」的惡名，地方法院成立六個專門審理性侵案件的快速法庭。
事發的四個月後，其中一名被告萊姆‧辛格（Ram Singh）自縊於監獄牢房中，留下四名成年男人與一名青少年等待受審。二〇一三年八月，該名未成年犯人獲判最高刑期，送往少年觀護所矯正三年；一個月後，剩餘四名涉嫌強暴殺害喬蒂‧辛格，以及殺害阿雲達‧潘迪未遂的成年被告被判有罪。法官尤傑許‧卡納（Yogesh Khana）宣判死刑時表示此案件「震撼了印度的大眾良知」。（推薦閱讀：為什麼印度強暴案頻傳？理解背後的世界比畏懼個人更重要）
三年過去，尚未有人被吊死──他們仍然持續提請上訴。
在攻擊事件過後一年的民意調查中，九〇％的受訪女性認為德里街頭並未變得比較安全。警方數據顯示受害者為女性的犯罪數量不減反增，德里似乎重回往日常態，而喬蒂遭受強暴殺害所引發的怒火與承諾已然被遺忘。在此同時，電影導演萊斯莉‧奧德溫（Leslee Udwin）以喬蒂‧辛格這起殘忍的強暴案為主題拍攝了一部紀錄片，預定在二〇一五年三月於印度和英國同時播映。
印度的政治家看到宣傳短片後大為恐慌，因為影片內容證實，印度對待女性的過時觀念不僅存在低教育程度的醉漢身上──例如本案的被告──許多專業人士也擁有同樣的想法。印度的國會事務部部長維凱亞‧奈度（Venkaiah Naidu）以「隱含中傷印度的陰謀」為由禁播此部紀錄片。不過，影片在英國 BBC 播出後，包含被告穆凱許‧辛格以及兩名辯護律師在內等幾段醜陋的關鍵訪談迅速傳遍社群媒體，再度點燃了印度女人的怒火。
此案的其中一名辯護律師沙瑪（M.L. Sharma）以蹩腳的英語說道：「我們的社會不允許女孩子在晚上六點半、七點半或八點半之後與陌生人一起出門
。他們（喬蒂‧辛格和阿雲達‧潘迪）背棄了印度文化。他們受到電影文化的不良影響，以為自己無所不能。你說男人和女人只是朋友，抱歉，這種事不會發生在我們的社會中。女人在男人眼中⋯⋯就是性。印度擁有最棒的文化，在我們的文化中，女人不具地位。」
另一位替六名被告辯護的律師辛格（A.P. Singh）則說出更令人無法接受的評論。談及喬蒂決定和男性友人外出看電影時，她說女孩可以出門，但「應該和（她的）家族成員一起，例如叔叔、父親、母親、祖父、祖母等等，她不應該在晚上和男朋友外出。假如我的女兒或姊妹做出婚前性行為這種玷污自己的事，並因此而蒙羞、受辱，我保證會把這樣的女兒或姊妹帶到農場，然後在整個家族面前潑上汽油，點火將她燒死。」
正如被告穆凱許‧辛格所言：「在強暴事件中，女人該負的責任遠比男人更大。」這兩名律師是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士，也都是印度律師委員會的成員，卻仍一再重申被強暴是女孩的錯。這個國家存在著將強暴視為慣常事件的文化，它一再糾纏著女人，激怒她們，迫使她們在社群媒體上展開激烈的回擊。
記者娜迪尼‧克里希南（Nandini Krishnan）在部落格中寫道：「我不知道，或許他們一再重蹈覆轍並非他們不懂這是錯的，而是對從中獲得的權威感已然成癮。而且也因為──這只是我的想法──他們總是能夠脫罪，同樣的事三番兩次不斷重演。」
警方的統計資料證實這些罪犯確實很容易全身而退。二〇一二年德里共有七百零六起強暴案的發生紀錄，僅僅只有一個案子定罪成功。一名監獄精神科醫師形容強暴犯是「帶有反社會特質的正常人類⋯⋯只要看到有強暴女人的機會，他們就會去做。監獄中有人犯過兩百起強暴案，而這還只是他們記得的數字，實際上可能更多。他們說這是『男人的權利』，他們不把其他人當人類看待。女人在這個文化中被貶得很低，而這種價值觀正是影響此類行為的重要因素。」
為何印度女人會遭受如此詆毀？畢竟印度教「前十大」神明中有四位是女神：拉克希米（Lakshmi）、杜爾迦（Durga）、卡利（Kali）以及薩拉斯瓦蒂（Saraswati），而且不論男女都抱持相當的熱情在崇拜這些女神。這個國家也擁有過女性總統與總理，但這些爬到頂峰的女性與百萬蒼生之間似乎存在著危險的脫節現象；對其他女人而言，印度是地球上最不幸的生存之地。
印度的社會學家與女性主義者正積極尋求解答，他們痛批流傳於家族之間的鄉村傳統對現今印度的多數人民持續帶來不良影響──包含留在村落中的人以及搬到都市尋求發展的男人──例如犯下喬蒂‧辛格案的罪犯。
現今印度男性的識字率有八二％，而女性只有六五％。此結果絲毫不令人驚訝，因為男孩能幫忙耕作農地，值得投資，但女孩柔弱無用，當金錢有限時，就只有男孩能到學校上學。從擁有最初的記憶開始，男孩就注意到母親總是優先給他們比姊妹們更多的食物，家人也會因為弟弟的出生而欣喜不已。「我們很多人都抱持著女孩子就是比較不重要的想法長大。」一名傑出的女性政治家說道，「也因為不重要，你想對她們做什麼事都可以。」穆凱許‧辛格在訪談中詳細解釋所謂「你想對她們做什麼事都可以」的理論。他提到過去某些強暴案受害者的眼珠子被刨出，或者被燒死；更令人心寒的是，他說他和另外三名被告的死刑判決將使女人暴露在更高的風險之中。「死刑使女孩的處境更加危險。」他說，「現在他們強暴完不會跟我們一樣放走女孩，他們會殺死她。以前他們強暴完會說：『讓她走，她不敢跟任何人講。』現在發生強暴案，尤其是刑事犯罪，他們必然會直接殺掉她，讓她死。」
死亡，這個終極的解答被恣意施加在印度女人身上：在強暴案中，它確保受害者無法出庭作證；娑提儀式（sati）──男人死亡時，遺孀將在火葬喪禮上一同燒死──在一九八八年已然禁止，但現今仍有人在實行；「嫁妝謀殺」意味著新娘若是拖欠或無法履行嫁妝協議就會遭到夫家殺害。幾世紀以來，這些事在印度隨處可見，如今，女孩甚至還在母親子宮內就有生命危險。
印度一年約有數百萬名女孩遭到犧牲，主因為墮胎，也就是發生於子宮內部的胎盤謀殺，以及殺嬰──受害者為零到四歲的女孩。失去這些女孩對印度的性別比例造成劇烈影響。自從一九九一年開始，女嬰的出生數量每年持續下降。二〇一一年的普查顯示印度每一千名男性只對應九百十四名女性，創下史上最懸殊的紀錄；先進的醫療設備與帶有歧視的父權社會合力創造了這個災難性的後果。
政府放任性別選擇醫療車在村落與社區之間巡迴，而檢測費用只需要幾百盧比。女人一旦知道自己懷上女孩，可能就會找上當地的醫生。「我會把芒果
樹和瑪爾瓦樹的樹幹搗成糊狀。」一名在拉賈斯坦邦從事醫務工作的男人解釋，「接著混合當地的私釀酒等其他原料，我再施以黑魔法，然後叫那些女人在早上起床空腹時立刻喝下去。」
其他村落的產婆則表示她們會將樹枝和玻璃插入陰道殺死胎兒，無怪乎印度每年有數千名女性死於墮胎手術。數百年來，女嬰時常剛出生就被淹死，或
者因刻意的忽視而死──餓死或者因餵食過多鹽巴而死。同樣的，現代科學在此也派上用場，近來農藥愈來愈常被用以殺害初生沒幾日的女嬰。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晚期，印度鄉村地區的診所幾乎都配有超音波設備，家長知道胎兒性別後可以決定要不要當場執行墮胎手術。一九七一年法律限制大
幅放寬，包括強暴、危及母體或胎兒健康，以及避孕措施失效等情況都得以合法墮胎，而條件符合與否交由執行手術的醫務人員自行判斷。目前在子宮內遭到殺害的女嬰數量已經超越傳統的殺嬰行為。
女嬰對比男嬰的出生比例自一九九一年開始下降。一九九四年，孕前及產前診斷技術法案通過，醫生若以性別做為墮胎依據將構成刑事犯罪。然而，基於印度對於人口成長的偏見，墮胎從未被有效取締，衛生局也極少調查附設超音波設備的診所，因此殺戮持續發生。這條法律在印度多數的邦省中從未發生作用，有兩個邦曾執行過幾件小額罰款，罰金介於三百到四千盧比之間，僅僅只有一次出現判處兩年徒刑的案件。當警察、醫生與家庭的心態一致時，法律沒有貫徹執行一點都不令人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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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詩麗緹‧亞達夫（Sriti Yadav）發表於女性雜誌《女性啟發》（Feminspire）中的文章所言：
「事實上，養育女兒等於投資一場失敗的生意，而養育男孩則是獲得保證中獎的彩票。有哪個頭腦清楚的人願意生下女孩呢？」而且，女孩身上永遠存在著風險，我們已經遇過諸多類似的狀況，女孩的唯一價值就是貞節。亞達夫指出「只要稍稍偏離那些嚴厲的規範，女孩便失去許配給體面男生的資格──也就是無法結婚，而沒結婚的女孩對家族而言是一種詛咒。當女孩背負如此嚴厲的社會條件，她就成了累贅；多數父母會選擇逃避此項責任，解決方法就是：家中不再有任何女孩。」
殺害女嬰的現象並非只發生在識字率不高的農村聚落，印度性別比例最失衡的地區包含哈亞里納邦與旁遮普邦。若以國民平均所得做為評斷標準，這兩
個邦算是印度最富裕的地區。出身加爾各答的學者安瑞塔‧古哈（Amrita Guha）譴責道：正是富裕使現代的醫療科技與堅守傳統文化的保守主義產生了結合，「我的觀點是，雖然生活變得相對富裕，看待女性的態度卻沒有隨之進步，反而加劇印度中產階級墮掉女胎的狀況。」
為何家境富裕的家長會傾向擁有男孩呢？大多情況下，女兒結婚後與原生家庭的關係就會中斷。因此原生家庭對於花錢扶養和教育女孩非常反感，畢竟女孩子的生命在婚後便隸屬於丈夫和夫家。女孩在原生家庭失去了身分，而對於她的新家人而言，她最大的責任就是生兒子讓血脈得以延續。假如一個家庭意圖在現今這個消費導向的印度社會獲得成功，他們不會想要生很多小孩，首選就是一個男孩。
阿蜜塔生活在德里的中產階級社區，她使我想起一部得獎的印度電影《美味情書》（The Lunchbox）的主角──妮姆拉‧卡爾（Nimrat Kaur）飾演一位守本分的寂寞妻子，每天為丈夫準備鐵盒便當時都無比惆悵而且悲傷。阿蜜塔天亮時起床，用她那窄小廚房中的兩座媒氣爐開始煮飯。風扇在頭上呼呼地轉，她小心翼翼地擀製抓餅，同時確認香飯的辣度，她準備了四個便當：一個給丈夫，兩個二十多歲的女孩各一個，十九歲的兒子一個，他們三人都是大學生。（推薦閱讀：平均每天有92人被強暴！決心扭轉印度殘酷現況的漫畫女英雄 Priya Shakti）
她仍悲傷於自己曾經失去兩個女兒，她說，在目前這兩個女兒和兒子之間她曾兩度懷孕，超音波證實她們都是女孩，而夫家兩次都逼她墮胎。回想起首次墮胎的情景，她悲痛地哭出眼淚。「那個孩子已經六個月大了，我想念她。」阿蜜塔說超音波檢測出她又懷上女孩時，家人再度強迫她墮胎。「我說女孩和男孩一樣擁有誕生的權利，但我的婆婆說我很傻。」
政府訂定此一法案是為了阻止診所挑選性別執行墮胎手術，然而直到二〇〇六年，法案通過的十一年後才迎來首次有罪判決──該名醫生被判處兩年徒刑。「我們最主要的焦慮在於現行政策無法發揮作用。」在德里執業，致力對抗性別選擇墮胎的婦產科醫生普尼特‧貝迪（Puneet Bedi）如此說道。
他認為問題出在醫生受到金錢利誘，而女人受到家族與社會壓力的脅迫，因此關起門來事情依然持續發生；醫務人員無意涉入他人的家事，衛生局的隨機視察也鮮少執行──這些狀況都極為稀鬆平常。
另外，墮胎也造成了其他社會問題，並為喬蒂‧辛格事件提供另一面向的解釋。印度的某些地區女性變得非常稀少，卻有大量失業未婚的男人，顯然這就是強暴事件不斷增加的原因。安瑞塔‧古哈表明：「女人被男人視為弱勢族群，當他們發現女人正在減少，自己結婚的可能性因而降低之時，輪姦事件必然增多。」印度北部有句俗諺說道：「女人之主是男人，男人之主是生計。」一個沒有女人也沒有工作的男人等同見棄於社會之外，沮喪與憤怒可能促使他變成危險分子──但只要有錢，就算無法在社群裡尋得伴侶，他們也可以用買的。
哈里亞納邦是印度相對富裕的地區，性別比率卻最為失衡，當地每一千名男孩只對應著八百六十四名女孩。哈里亞納邦境內有個繁榮的農業地區名叫金德縣，這裡的年輕男人為此感到惶恐。二〇〇九年，領導人帕萬‧庫瑪（Pawan Kumar）成立「未婚青年組織」；二〇一四年印度舉行大選時，他們打著「新娘換選票」的口號，要求政治人物替他們尋找新娘，以此做為換取選票的保證。國民大會黨（Congress Party）的候選人漠視這項要求，「為什麼人們在墮掉女胎時不考慮一下新娘的問題？新娘並不是做點安排就能從市場上獲得的商品，沒有人會接受這種荒謬、不合理的要求。」
對政治人物的期待落空後，哈里亞納邦的年輕男人聯絡人口販子替他們找新娘。「他們被迫要買新娘。」哈亞納邦的一名村長桑尼爾‧加格勞（Sunil
Jaglau）說道。「在這一帶已經成了一門大生意，處處都有仲介和經紀人。」這些新娘來自印度最為貧困的地區，包括奧里薩邦（Orissa）、阿薩姆邦
（Assam）、孟加拉地區（Bengal）以及比哈爾邦（Bihar）；我們聽說這些地區有些農夫會因為繳不出肥料費用、負擔不起龐大的家族開銷或債務而自殺，販售一、兩個女兒正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事；十到十八歲的女孩目前行情價約為五百到一千盧比（六到十二英鎊）。
當她們旅行幾千英里，橫跨印度抵達哈里亞納邦時，賣出價格提升到四千到三萬盧比之間（四十到三百英鎊）──非常值得人口販子費心經營的一門生意。這些不幸的女孩稱做「帕羅斯」（paros），她們來到一個語言不通、文化背景不同的地區，當地大家族中的女人不願意接納她們，同時因為沒有嫁妝或家人，通常不會舉辦合法的傳統婚禮，因此她們的婚姻狀態相當曖昧不明。
她們也不准與家鄉親人聯絡，甚至被交付最辛苦的工作。哈里亞納邦的村落盛傳著各種虐待或比虐待更加嚴重的謠言，例如，他們說有個女人因為拒絕與主人的兄弟上床而被斬首。
據聞生活在哈里亞納邦各村莊中的「帕羅斯」有上萬之多。一名地方行政首長表示，他們只要獲悉有女孩遭受不當對待的消息就會立刻展開行動，同時也持續加強反墮胎的宣導。「我們正努力教育大眾以及解決性別失衡的問題，我們希望讓大家好好珍惜、愛護社群內的所有女孩。」哈里亞納邦的主要街道現在掛滿「救救我們的女孩」的旗幟，至少已經取代了過去由墮胎診所插上的那些「現在付錢，以後省錢」的旗子。
印度在一九六一年即立法禁止嫁妝制度，但正如其他諸多設計來保護女性的法律一樣，此禁令幾乎為人民所忽視。傳統上，印度鄉村地區的嫁妝必須包含衣物、珠寶、適量的金錢以及一小塊地產；而在現代消費取向的印度社會中，女方必須滿足新郎更多野心──彩色電視機、音響系統、廚房設備、機車以及汽車。
此制度演變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許多女孩的父親因為嫁妝而破產。在絕望之下他們只得請求分期付款，時而要到婚禮結束好一段時間才能付清嫁妝。在這個制度下，只要嫁妝沒能準時送達，新娘就會遭到夫家的人毒打、監禁在家，或者殺害。印度國家犯罪紀錄局最新的數據顯示，二〇一二年共發生八千兩百三十三起嫁妝謀殺的死亡案例。最常見的方法是「焚妻」，夫家成員會讓女方穿上易燃的尼龍紗麗，而此「意外」必然發生在廚房。印度醫院的女性燒傷病房總是充斥著這些被醫生稱為「廚房謀殺」的受害者。一九八〇年代，政府警覺到因此類駭人謀殺而死的受害者不斷增多，因而修訂嫁妝法：新婚七年以內發生的所有燒傷致死案件都被判定為嫁妝謀殺。
法律確實擺在那裡，但印度法庭對受虐女性毫無同理心的惡名眾所皆知。
二〇一四年，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宣稱嫁妝法被「心懷不滿的妻子當作武器。她們輕鬆地利用此條法規讓丈夫與親戚遭到逮補。」近來，警察受命以更嚴格的標準調查類似案件，女人的處境因此更加嚴峻，直到垂死於病床之前，可能沒人會在意她們。二〇一二年，印度有近二十萬名涉及嫁妝謀殺的嫌疑犯遭到逮捕，只有一五％被定罪。
在印度，平均每小時就有一名女性死於「嫁妝謀殺」，每十二秒就有一名女嬰因墮胎而死。在這個自誇為全世界第十富有的國家，謀殺女人的事件已經氾濫到相當嚴重的程度。G20 國際高峰會──印度也是成員國──宣布印度是地球上女人最不幸的誕生之地，甚至比沙烏地阿拉伯還糟。幾年之前，聯
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也表示印度是女孩最危險的出生地，女孩在五歲之前的死亡率幾乎是男孩的兩倍。
跟其他許多的國家一樣，保護女孩並非印度的第一要務。他們花費六十億英鎊將太空船送入火星軌道，女孩卻身處危機重重的環境而且無法接受教育。專門紀錄女性受害事件的 NGO 營運者薛米兒‧帕汀傑瑞迪（Shemeer Padinzjharedil）表示：「一個女人能存活在印度就是奇蹟。出生之前，因為家
人盼望的是兒子，她必須承受被墮胎的風險。童年的她則必須面對虐待、強暴和童婚，既便結婚之後，她仍可能因嫁妝而死。即便這些事都熬過來了，身為一名寡婦的她會遭受歧視，而且無法獲得家產的繼承權。」印度首席女性小說家安妮塔‧德薩伊（Anita Desai）因為撰寫印度女性孤苦無依、無力掌握自我人生的故事而受到批評。
「但我所做的，」她說，「與每位作家試圖完成的事都一樣，尋求真理，寫出事實。」在她的小說作品《城市之聲》（Voices in the City）中，出身加爾各答的主角莫妮莎如此說道：我想起幾個世代以來的孟加拉女人，她們棲身於裝有鐵桿的窗口之後，半暗的小室之中，花上數個世紀洗滌衣物、揉捏麵團，在覆滿煙垢的微燈下喃喃地念起《薄伽梵歌》。
她們花費生命等待空無，等待傲嬌自私的男人的冷漠、飢餓，以及對於她們的諸多要求與批判。
等待死亡，在誤解之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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