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僅 27 歲便獲 5 項香港人權新聞獎、一項 SOPA 卓越新聞獎，專訪趙思樂，寫下大陸女性抗爭者群像，要透過一篇篇報導讓社會明白：最可怕的壓迫，是否定人的自我價值。
趙思樂與她的第一本著作《她們的征途》。攝／張國耀
27 歲的趙思樂，已是五項香港人權新聞獎、一項「亞洲出版協會（SOPA）卓越新聞獎」得主。
即使是資深新聞工作者，這也是不得了的成就。在其他範疇，這大概可以用「天才」來解釋；但講求真實可靠的新聞寫作，沒有天才可言。
這個在廣州出生成長的女生，於外媒與港媒記者也已被限制得寸步難行的今日中國，在重重監控與威嚇之下，寫出了一篇又一篇翔實的中國抗爭報道。今秋她出版自己第一本著作，被台媒形容是「27 歲寫盡中國 30 年民運史」。
她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憑「709 家屬」報道獲頒人權新聞獎時，趙思樂在得獎感言中說，希望自身經歷能令更多中國青年人相信，「哪怕不為體制工作、不順從體制的價值觀，仍能有一番令自己驕傲的事業」。
這番事業的確值得她驕傲，但亦為她帶來危險與顛沛的生活，也永遠無法給她與其才華相配的回報。
收到 SOPA 獲獎通知當晚，趙思樂問自己：「2013 年畢業，90 後，五個人權新聞獎，一項 SOPA 大獎⋯⋯但那又怎樣？再雄心壯志的計劃，暴政一隻手指就能碾成廢墟。幾乎在有生之年，我都不太可能實現自己的理想。」
不論在香港與台灣獲得幾多肯定與殊榮，都無法解答她生命中最大的疑問。
她的第一本書名喚《她們的征途》，是一部大陸女性抗爭者群像，當中最年輕的，是一個以寫作為行動的 90 後女生 — 趙思樂把自己也寫進去，寫自己的命運如何與大陸反對運動和當權者的打壓交纏，一步步被推到這個位置上。（推薦閱讀：訪問過塔利班與 ISIS！戰地記者張翠容：西方霸權何嘗不是恐怖主義？）
以下，是趙思樂的征途。
趙思樂沒受過正式新聞教育，也從未在主流媒體工作過，她的寫作老師是張潔平。
2012 年初，廣東烏坎村出現一場舉世矚目的中國基層民主實驗，仍是學生的趙思樂前往觀選，遇到早已進入烏坎採訪的《陽光時務》主筆張潔平。趙不懂得掌握烏坎抗爭內部的複雜局面，而《陽光》則極缺人手，張遂邀請趙合作採訪。
在瞬息萬變的運動現場，張問趙觀察到甚麼，鼓勵她從自己最感興趣的角度寫起。「她很鮮明的說，想寫抗爭中的女性。」張潔平對此印象深刻。
在張的點撥下，趙思樂首次接觸到特寫報道的專業方法；技術以外，還有理念。「我從潔平那學到甚麼是『可以留下來的新聞』：剛出來時是新聞，但最後會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寫新聞就該寫成這樣。」趙思樂的新聞觀自此形成。
兩人合作的系列報道，獲頒香港人權新聞獎。張潔平對趙的第一印象，覺得她觀察和表達能力犀利，同時也很自信，說話不太客氣，表達自我的慾望很強。
「她有強大的 Ego。」
往後幾年，張潔平漸漸發現，這正是趙思樂身處壓抑的中國，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關鍵。
攝／張國耀
趙思樂生於一個重男輕女的家族，母親生下兩個都是女兒，為此承受不少冷言冷語。
然而趙思樂的母親是位剛強的女性。她成長於文革、受教權被剝奪，但在產後仍憑著堅毅與努力上爬，當上發電廠的首席工程師。
少時趙思樂跟媽媽上班，看到廠裏全是男人，問媽媽，這裏女人好少啊？趙媽媽淡然點頭道：電氣廠的女人本來就少，做到我這個位置的更是沒有，以前沒有，以後可能也不會有。
趙思樂深受震撼：「她是那麼自信⋯⋯社會對她不公，但她做到社會認為女性做不到的事。」
父母都是工程師，家中推崇專業的風氣，令兩姊妹免疫於大陸社會對女性的刻板期望。「我媽會說，雖然我們家兩個都是女兒，但妳們要像男孩一樣，對社會有價值。」
雖然長大後她學懂，不是只有男孩才有社會價值，這很父權 … 但這樣的家庭環境，給了她追尋自我價值的志氣。
而她對社會的觀念，則源自廣州的開放環境。趙思樂從小看 TVB 長大，除了劇集動畫，連時事節目與新聞也照吞；十歲前，她以為自己就活在TVB裏的世界，不知自己的生活與電視機裏的香港有甚麼不同。
「上大學前，我從未看過央視的《新聞聯播》。」
她從小就懂，一堆人舉橫幅在街上邊喊邊走叫做「遊行」，平常不過，而「政治」就是立法會會況節目《議事論事》那樣，議員們針鋒相對，官員被毫不留情面地質疑、批判。
「成長過程中，我知道嘅政治就係民主、我知嘅新聞就係言論自由。於我，那就是正常世界。」
這並不是她獨有、而是一代廣州青年的共同成長經驗，也是廣州公民社會發展蓬勃的原因：「中山大學裏，這樣的年輕人一抓一大把⋯⋯前幾年風氣鬆點，中大每年都有學生組織行動。」
「後來我才知，自己身處的世界不正常。」
大學時期，趙思樂才見識到廣州以外的中國。
廣州校園黨化教育不強，高中時，老師邀優異生入黨，同學大多為免妨礙出國而婉拒。但進入南京大學，她發現室友們為了進政府、國企工作，全都在準備入黨試。她不解，點會有人想做公務員架？
大二時為了新聞課作業，趙思樂採訪了一個網絡熱議的南京「梧桐樹事件」。民眾靜坐抗議地鐵工程強行剷樹，結果警察將其強行拖離；一個拍紀錄片的學生，被警察追入校園，將片段沒收。（推薦閱讀：反對中國政府非法拘捕！聲援中國的女權人士）
在中國社會，政治壓制原來無處不在。
她將作業發上微博，直陳事實的風格引來在 Twitter（大陸稱推特）活躍的異見網民注意。網友約她見面，甫坐下來就開門見山：你知道翻牆嗎？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六四嗎？也不知道⋯⋯網友一臉震驚的看著她，開始著手教她翻牆。在「推特黨」的熱心介紹下，趙認識了在香港《陽光時務》工作的媒體人賈葭，繼而受邀為雜誌撰稿。
還在學的她，尚未碰過大陸媒體的門邊，已開通了一條境外媒體的路。
2011 年下半年，趙思樂赴台灣交換，正值馬英九對蔡英文的總統大選，她不放過這機會，自發採訪，與全世界的記者一同追蹤大選，體驗在自由世界跑新聞的滋味。
台灣的體驗，衝擊著趙思樂的一切認知。她為此著力研讀台灣民主化歷程，「禁書」看了好幾十本，更詳訪了八九學運領袖王丹。
至此，趙思樂才真切了解到，中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
台灣歸來的趙思樂，開始關心中國的抗爭運動。翌年初就在烏坎遇到張潔平，正式成為《陽光時務》記者。但在 2013 年，《陽光》受壓停刊，她的記者事業開展了一年，就遭政治現實無情打擊。她沒有再做記者：趙思樂在記者生涯的起點，就嚐過毋須審查的自由，不想回頭走入審查嚴重的大陸媒體。
此外，她採訪大陸知識份子、運動領袖時，有種似曾相識的感受：運動圈子的要角大都是男性，身居要位或願意高調受訪的女性十分罕見。
媒體發揮空間有限，但有些領域則在蓬勃生長。當時，一群年輕女權份子憑超群行動力崛起，發起多場觸目行動，如身披染血婚紗走在街上宣揚反家暴、「佔領男厠」抗議男女厠比例不均等，以極具創意的街頭藝術，闢出一片抗爭空間。
被女權運動的行動色彩吸引，趙思樂加入 NGO「女權之聲」，撰寫評論，也參與行動。
2014 年，組織發起抗議，要求撤銷不經審判就可將性工作者關押的「收容教育制度」，趙思樂擔任幕前發言者，要求政府公開數據不果繼而興訟，成為「90 後女生狀告廣東省公安廳」的新聞主角。
大陸媒體跟拍趙思樂抗議「收容教育制度」的行動過程
那是 2014 年九月。趙思樂當時認定，女權是自己的畢生事業，有朝一日或可成為女權組織的領袖。
香港一場佔領，令她的人生規劃就此被推翻。
2014 年下半年，香港佔領運動期間，大陸運動圈人被大舉抓捕，高峰時僅北京就有約 50 人被帶走。台灣太陽花、香港雨傘帶給北京的衝擊，觸發了中國公民社會的覆巢之劫。
金鐘施放催淚彈的數日後，北京大學學生凌麗莎在一間打印店，複印單張聲援雨傘運動。開發票時，她報上男友供職的著名民間智庫「傳知行」的名字。
當晚，凌麗莎就被帶走。
幾張聲援傘運的單張，給了當局上佳借口。「傳知行」創辦人郭玉閃等多名公民社會推手被捕，包括趙思樂當時的丈夫柳建樹。曾在郭玉閃手下工作的柳建樹，正在籌建一家法律援助機構，2014 年 10 月，柳赴香港培訓，期間到過金鐘現場，回京不久後即被帶走。
24 歲的趙思樂成為了「被捕者家屬」。她不得不放下女權工作，奔走爭取釋放柳建樹；在北京酷寒的冬天，她到看守所送錢送物，也在網上發出呼籲、在看守所外舉牌，接受外媒採訪，因而遭國保嚴密監控。
當權者要她噤聲，柳建樹的家人亦不滿她的高調行動，認為低調配合才能讓當局放過兒子。
最終除了數個關鍵人物，柳建樹等人於 12 月底陸續獲釋。事後運動圈分析，這是當局應對「佔中」的準備：一旦香港局面失控，官方需要抓來一些與台港社運關係密切、接受境外基金會資助的大陸 NGO 人，擔當「顛覆」的罪魁禍首。金鐘順利清場，香港局勢仍在掌握，當局便不再需要這個「顛覆」故事。
大戲落幕，被捕者重獲有限度自由，但他們的機構已經無法再運作，十多年經營毀於一旦。他們的人生，也從此不再一樣。
柳的父母無法理解兒子落難背後的政治因素，只能將恐懼全都投射在「太高調」的趙思樂身上，視她為不幸的惡源。他們聲淚俱下地指責、驅逐，雖然柳建樹把她護在身後，但趙思樂知道自己不得不離開了。
乘雨傘運動而起的抓捕潮，令趙思樂失去另一半，更失去了原欲貢獻一生的 NGO 平台。
過往中國的公民社會、NGO 力量，一直靠去政治化才得以發展；但在營救柳建樹時，趙思樂頻頻舉牌、接受外媒訪問，已將自己「敏感化」，再留在組織內，難保不會為伙伴們帶來麻煩。
而且在針對性的打擊之下，NGO 空間越收越窄，為規避當局飄移不定的底線，仍在運作的組織極為謹慎，必然要放棄一切權利倡導意識。最具行動力的女權運動，受到的打擊也最兇狠：2015 年三月，有五名女權行動者被秋後算賬式逮捕。
趙思樂知道，再留在 NGO 圈，不學「自我審查」不行了。
做記者時是在毋須自我審查的境外媒體，畢業後做 NGO，也選了行動最激進、最具抗爭性的女權運動 — 她無法說服自己從此「妥協」，去學習自我設限。
「房間裏的大象」— 趙思樂如此形容 NGO 運動的困境。繼續做非政治工作、迴避壓迫根源，已無法再真正建立甚麼：即使避開所有紅線，努力建立的一切，還是可以瞬間清零，再靈巧的身段也無法保住。
「中共其實不理解女權運動究竟在做甚麼。它的粗暴邏輯是，凡是有社會能動性的，幹掉就好。明知這些『不敏感』的工作，不論做得多好，還是可能在下一秒就被不可抗力摧毀⋯⋯我還怎麼投入去做？」
「大象就在那兒，如何能不看他？」
失去伴侶、戰友，想要投放畢生精力的運動亦四散飄零⋯⋯趙思樂陷入抑鬱，但也無法放棄清醒，想繼續前行，但又不願妥協。
在當下中國，要怎樣抗爭才能直面政治壓迫的真象？
正覺前路迷茫之時，張潔平找到了她。
2015 年中，《端傳媒》籌備成立，擔任總編的張潔平邀請趙思樂，準備幾篇中國人權問題的重磅報道，趙思樂答應了。當時，要報道中國，不可能迴避剛剛發生的 NGO 風暴。
「於是我重新成為記者，回頭採訪改變了我命運的故事。」
《覆巢 — 中國權利 NGO 生死劫》梳理了過去十年中國大陸不同 NGO 的路線，與官方拉踞、妥協與取捨的嘗試，並詳析當局的管治思維如何由「維穩」轉向「國家安全」，令 NGO 全告覆亡。
在事件中失去一切的親歷者，卻寫出一篇筆法客觀、學究得近乎冷漠的報道。「逐漸了解自己為何遭遇不幸，這任務看似殘酷，卻成為我狀態好轉的開始。」
這篇報道再為趙思樂贏得香港人權新聞獎。
2015 人權新聞獎得獎者曾金燕及趙思樂（右）
自《覆巢》始，到溫州教徒如何組織抵抗當局強拆十字架，到 709 被捕者的妻子如何由受害者進化成行動者，到紀錄片導演艾曉明跨越五十年的知識份子異議之路⋯⋯趙的報道技法越見成熟，選題也越來越宏觀。
大陸當局對媒體（包括港媒外媒）的箝制越見嚴厲，一手採得、可信的大陸維權消息已十分罕見，遑論呈現中國抗爭運動的全景 — 但深入運動圈子的趙思樂能夠做到。如此優勢，其他媒體難以企及，後來趙再摘下數項新聞大獎，已不令人驚訝。（推薦閱讀：臥底採訪記者第一人 Nellie Bly：我裝瘋賣傻，只為記錄世界真實）
她的報道獲台灣出版社青睞，結集成一本講述中國 30 年社會運動脈絡，同時專注描繪女性抗爭者的書，題為《她們的征途》。
趙思樂很希望港人能夠讀到這本書。
香港已不是她少時 TVB 新聞裏看到的自由模樣。出版社無奈通知她，香港大型書店無一來訂，相信是因為題材敏感，只有數間獨立書店入了貨。
趙思樂說，港人有必要了解過去十多年，大陸民間面對過的極權手段，因為兩地面對著同一個對手。看著傘後香港的急劇變化，她認為中共正在將過去打壓大陸公民社會的經驗，應用在香港：如果港人以往關注大陸異見人士，只是出於人道的同情，現在應該改變思路了。「唔係叫港人支持大陸抗爭，而係要知道香港之後會發生咩事。」
但不論是否出於人道同情，香港近年對大陸抗爭運動的關注，明顯大不如前：六四記憶漸次淡泊，本土意識興起、身份認同轉變，令關心大陸的人越來越少。
另一邊廂，傳媒環境生變，中國抗爭報道減少，黑白亦漸顛倒。幾年前，劉曉波、譚作人、趙連海等抗爭者在香港人盡皆知，但到 2016 年，港人說不出 709 被捕律師的名字，甚至有港媒提供平台，發佈被捕律師「認罪」的報道。
但這並不是港人漠不關心最根本的原因。
「港媒、外媒報道維權圈的手法，是將所有人 victimize。」有參與大陸政治犯支援的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對此感受尤深。「即使有心支持的港人，理解也是簡化的，唔係英雄就係受害者，畀人拉晒、好慘，我哋要去幫佢，咁樣。」
《端》的張潔平亦有此觀察。當權者固然會抹黑大陸抗爭者，但即使是外媒與港媒，也傾向將抗爭者，描繪為臉譜化的抗共鬥士。「不管是罵他們的人，還是誇他們的人，都將他們去人性化。」
也有一些報道嘗試從私人角度切入，還原抗爭者與家屬的人性，期望喚起讀者同情 — 但回歸最私人的角度，又顯得「去政治化」，渲染悲情，無法讓外界真正理解他們的抗爭。
港人已感自身難保，還要去支持一群處境更嚴峻的弱者「建設民主」，當然提不起勁。但如果是那一群值得借鑑與學習的人呢？這正趙思樂作為記錄者的獨特之處。
「她的文字能讓大家看到，他們不是等待幫助的弱者，而是一群自主的抗爭者。」鄒幸彤說。「在思樂筆下，他們每一個都是有能動性、有主體性的人，環境如此嚴峻，仍能透過行動去改變自己的命運。」
個人以外，還有運動本身。「這群人作出這麼大的犧牲、付出這麼大的代價，不能只要人同情，卻不去呈現其政治意義。」張潔平形容，趙思樂的報道，能夠呈現出抗爭運動在中國政治變遷中，真正的影響與價值。
這樣的視野與能力，27 歲的趙思樂是怎樣練就的？
一開始，是靠模仿。
趙思樂曾仔細研讀一些優秀的特寫報道，學習它們的舖排與結構，包括張潔平刊於紐約時報中文網，描寫佔中背景的《攤牌》系列，與查建英刊在紐約客的兩篇經典《國家的敵人》與《國家的僕人》— 都是刊在外媒的報道。因為中國大陸的特寫，不論挖得多深，往往無法觸碰最深層的問題。
落筆之前，趙思樂會用便利貼整理思路與文章舖排，一篇萬字報道的元素可以貼滿一牆
而解構問題的思路，則取自女權概念。女權分析往往是從個案開始：也許是在醫院被拒剖腹的孕婦，也許是農村不堪貧困手刃親兒的少婦 — 從個人展開，爬梳家庭、社會、國家的文化與結構，如何影響個人的命運。
「女權思想對性別壓迫的分析，對我分析政治壓迫幫助很大。」
結構與分析框架，都屬於技術層面。再深入，就是如何進入受壓迫者的思維模式，去感受他們的想法與行動。
對於中國人受壓迫的狀態，趙思樂有自己的一套理解。
「長時間、系統性被剝奪自立的能力，說沒有黨你就甚麼都不行，還不斷說祖國愛你 — 與受家暴婦女非常相像。他們會不惜一切合理化自己的處境，合理化施暴者的行為，在別人面前裝得很成功 — 祖國強大了，我非常愛祖國，我要維護它。」
「但在私底下，人們的自我價值是被摧毀的。」
性別之間的壓迫，與極權對人的摧殘，方式非常近似；對此，趙思樂有切膚之痛。
「我曾經遇到過親密關係裏的暴力⋯⋯其中一段是在很小的時候。」
「他會令你覺得自己無法反抗 — 你哭、你喊疼，他還不是照樣虐你，還虐得更重⋯⋯而社會的氛圍，只會讓你覺得自己很髒，不會有人再接受。於是你討好他，說服自己不是討好而是真愛他，害怕一旦離開他就不會再有人愛你，就無法自己生活下去⋯⋯你會覺得自己沒有未來、沒有價值，甚麼也不是。」
她反覆提到一個詞：習得性無助。一個人失去動能與希望，並非發自自身，而是被灌輸、被動地「習得」的。
最可怕的壓迫，不是暴力、恐懼與威嚇，而是否定人的自主、將人的自我價值摧毀，令一個人完全失去反抗的動能。
接觸到女權思想，她才明白自己的困局並非無解，慢慢重建起被摧毀的自我價值，終於鼓氣勇氣脫離。然而在前夫柳建樹捲入傘後 NGO 抓捕潮時，她才真切體會到，即使個人如何努力持守自我，國家權力也可以肆意將其剝奪。
一直不願意以誰的「妻子」身份自居的趙思樂，不得不一再將自己標榜為柳的妻子 — 因為能夠替被捕者委托律師、有權獲得相關通知與文書的只有家屬，兩人本就是為了被捕時有人照應才結婚的。
大陸被嚴厲壓制的輿論空間中，對運動者的關注度很低；要為營救行動爭取支持，只能訴諸「受害者」的身份，透過情感來動員。
趙思樂無法以抗爭者的姿態，為戰友闡明理念、理直氣壯地伸冤，只能強調家屬的身份，期望能引發一點同情。被捕者曾經有過甚麼貢獻，他究竟為了甚麼而陷獄，彷彿已經無關宏旨。
以妻子身份營救丈夫的經歷，與她賴以重建自我的女權信仰，處處相違。趙思樂不得不主動背棄自我要求，重新走入一直抵抗的性別定型。「這份矛盾，不斷折磨著我。」
而在男性主導的異議者圈子中，為被捕丈夫奔走的女性，不會被視為抗爭者，而是被連累的、無助的、堪憐的受害者。趙思樂為爭取支持作出的高調行動，被不少人譏諷為「自我炒作」與演戲，她的私生活遭到質疑，背上不少侮辱的罵名。
在這段極為痛苦的經歷告一段落後，她寫下這樣的反思。
「這是何等沒有公共性？受難，如果只能獲得『同情』，不是太冤了嗎？」
「（呼籲）為情義而圍觀，只會耗竭情感資源，讓人們對悲慘麻木。情感動員能引起關注的策略優勢，比起對於公共性的損害、對麻木的培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放下悲情，是生長和綻放的基礎。」
之後她一直在思考，該如何呈現異議者妻子的行動，擺脫哭閙上吊的苦情戲碼與「男性異議者附庸」的敘事。
「我不願意寫單純的慘劇。」趙思樂定下目標。「我想記錄的，是慘劇中人的掙扎與反抗。」
在中國，要觀察、記錄抗爭，就要以身犯險。
709 一週年前夕，趙思樂跟訪了「709 家屬」近一個月，跟到天津看她們舉牌，也與被捕律師李和平之妻王峭嶺同赴內蒙，看望遭軟禁的被捕律師王宇兒子包卓軒。
趙思樂隨著王峭嶺與李文足舉牌，兩人的孩子、6 歲的李佳美與 3 歲的王廣微在一旁自娛自樂
人沒見著，警察先到了。
趙思樂裝出一口河南腔扮作超市送貨的，堅稱不認識王峭嶺，但警察沒有放過她；她抓空逃跑，被男警拽在地上拖行，一把扔上警車。兩人堅拒鬆口，數小時後才獲放行。事後趙思樂反省了一下，才想起逃跑不是好決定，警察可是陀槍的⋯⋯
她的「709 家屬」報道長達萬字，但這段驚險的經歷，只寫成一句平實陳述：「5 月 20 日，王峭嶺驅車 1000 多公里到內蒙古看望被軟禁的包卓軒，被當地警方攔截並羈押。」
書寫抗爭要經歷重重危險，也要近距離旁觀苦難，這與趙思樂克制、抽離的文風，反差極大。
「709 家屬」是趙思樂做過最「危險」的報道。當時針對維權律師的打壓仍未結束，被捕者剛被正式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家屬均被監控。與 709 事件有關的一切仍然敏感。
在敏感的選題上，張潔平一向謹慎，太危險的選題絕不提出來「誘惑」她：「萬一出事，我們是沒有能力保護她的。我不覺得這些事，要以犧牲一個大陸年輕作者的代價去完成。」
趙思樂清楚當中的風險，但「被捕者家屬」這個選題令她無法抗拒。更令她在意的是，這一波中國抗爭運動有深遠影響的維權律師大清算，事發一年後仍未見華文媒體對其深度報道。
作為自由撰稿人，只要她下定決心要做，即使不交給《端》也可另覓渠道；既然如此，張潔平想，那我們就一起把它做好吧。「我能做的就是盡我的專業判斷幫她把關，用警察的眼睛看她的文章，找出可能的把柄，可能是洩密，可能是『煽動』⋯⋯ 」如果足夠自我克制、嚴守「記錄」的界線，不跨到「評論」的一邊，是相對較安全的。
對於報道成果，張潔平也沒有甚麼期望，只希望她快點採完離開危險的現場。
趙思樂住進了王峭嶺家，每天聽她閒話家常，講李和平和孩子、講與家屬行動時的趣事。餐桌上的對話，不少作為人物細節寫被入報道。
這樣的信任相當難得：隨著政治環境收緊、風險與代價大幅提高，抗爭者往往不願多說，除非信任到肯定對方抵受得住國保的威脅。行動出身、被捕者家屬的經歷，成為趙思樂一大優勢。
但高度的信任與「同路人」的親切感，也令記者與受訪者的界線變得模糊。為了恪守記錄者的身份，在對方敝開最內一層心扉之時，趙思樂無法不狠心劃出記者與朋友的分野。
一次王峭嶺突然開口，向趙思樂抱怨其他家屬對她的誤解 — 讓她傾訴下去，是窺探運動內部矛盾的好機會。但趙思樂還是提醒王峭嶺：大姐，你這些話是 on the record 的嗎？
更難以劃定的，是記錄者與參與者的界線。受訪者冒風險受訪，自然期待記者協助宣揚抗爭訊息，而趙思樂不得不明言拒絕。
「當事人會想我只報道運動美好的一面，但我的責任是展現運動的深度。」
她無法與受訪者成為純粹的戰友。一旦陷入同情或義憤，記者就會不自覺美化運動，或因為想要獲得更大傳播，而放大當中的情感。
「被情緒蒙蔽的文字，過不了時間這一關。」
拒絕參與或同情、恪守記錄的位置，才能更立體地理解運動，探尋到最本質的東西；不將受訪對象硬套入諸如受難者、犧牲者等可以引發同情的既定標籤，反而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為甚麼眾多妻子之中，是王峭嶺首先站出來、堅定反抗？她會說，自己會想起李和平提過那些獄中酷刑，擔心自己再也見不到他。
如果要呈現「709 家屬」的苦難，有這一句大概很夠了。但趙思樂再挖下去，王峭嶺漸漸說出更多：她最怕的，不僅是以後再也見不到李和平。
過去丈夫心繫維權工作，王峭嶺只擔心他為家家帶來危險，爭吵不斷，也從未了解過丈夫究竟為了甚麼以身犯險。直到丈夫被捕，她在與官方交手的過程中，才看到丈夫過往一直試圖挑戰的不公，究竟有多強大。
她最怕的，是自己再也沒有機會跟他講一句：我現在懂你了。我終於理解你不惜代價為之奮鬥的價值，理解你的信念。這才是支撐王峭嶺最深也最痛的動力。
抗爭、或曰公共行動最根本的動機，不會是純粹個人的的情感，而必然建基於對公共價值的認可與信仰。最深層的人性，與普世的精神是相通的。
超越苦難，趙思樂呈現出 709 家屬作為抗爭者的力量。
「思樂離她們這麼近，但仍可清晰地將這群女性從受害者到行動者的轉變過程，完整呈現出來。」張潔平記得自己看到稿件時，相當吃驚。「她不僅寫出了鮮活的人的故事，更完全總結出這群女性身上的政治意義。」
這是一個在巨大的苦難與不公面前，始終保持清醒的記錄者才能做到的事。
但這也是非常痛苦的。
「我憋著一口氣，不讓情緒透在文章裏⋯⋯ 」憋到稿子寫完，趙思樂與家屬們共處以來積累的關懷、心疼，感受到的美好，旁觀過的苦難，才得以釋放 — 刊發之後，她哭了兩星期。
709 是趙思樂做過最危險的題目，但不是最難的。
中山大學學者、記錄片導演艾曉明，素來低調，卻是張潔平認為最值得書寫的中國異議者之一，等到她的反右運動紀錄片《夾邊溝祭事》開拍，終於逮到時機。
「從文革一代代走來，她的行動脈絡，與中國反對運動的脈絡環環相扣，可以串起整個中國當代史。走在邊緣，守著寂寞做該做的事⋯⋯她是我最敬愛的知識分子。我不想 50 年後大家回看這個時代，看不到艾曉明這個人。」
要駕馭時間跨度這麼長、歷史背景這麼複雜的故事，對年輕的趙思樂是極大挑戰。雖然不無擔心，但張潔平仍把這個選題交托給她。
回應這份託付，趙思樂寫出了記者生涯中最好的一篇作品。
趙思樂攝，踐雪拍攝的艾曉明
從維權、公民、抗爭運動，到性別問題觸發的社會爭議，艾曉明過往熱衷以拍攝介入當下，為甚麼現在卻要回溯50多年前的反右運動？選這個題材，是否源自個人經歷？
採訪期間，趙思樂發現艾在迴避這個問題，但她也發現艾對反右倖存者經受種種折磨過後，仍堅持自己不反黨、甚至堅稱愛黨的狀態，非常熟悉。
「那份熟悉是從自己的經歷來的。她的學者身份，掩蓋了她的深層共鳴。」
艾曉明對此避而不談，但在一個趙思樂寄居艾家採訪的早晨，兩人恰巧在網上看到文革「忠字舞」的影片。艾曉明一邊嘲笑這舞太醜，一邊熟練地演示，每個動作都記得分毫不差。
看著這個畫面，趙思樂懂了：極權能把人控制到甚麼程度？艾曉明有著擺脫不掉、忘不掉的身體記憶。艾曉明拍攝那些被極權控制的人，而她自己也曾是其中之一。
從這個片段切入，趙思樂緩緩舖開一段橫跨50年時空的個人史：曾經批判過自己父親與朋友的艾曉明，如何透過對昆德拉與女權主義的研讀，透過記錄作為行動，解開極權烙在自己身上的咒詛。
「讓我去寫，我覺得我寫不到那樣。」看過趙思樂交來的稿子，張潔平感動不已。
「這不只是一段複雜歷史的報道，而是達到了文學的高度⋯⋯裏面有一種非常深沉的情感，甚至是歷史的悲劇感。」
張潔平想起自己還在《亞洲週刊》當記者時，也很努力的想要書寫中國異議者、抗爭者，但定居香港的她，與他們始終隔了一重。「最多就是採訪時飛過去幾天，從沒跟他們承受過一樣的壓力。」
「但思樂與他們處於同樣的風險、壓力、恐懼之下。這一點補足了她的年輕，讓她能夠快速進入、理解他們的處境，成為相對平等的對話者。」
趙思樂呈現出來的，不僅是艾曉明數十年來的行動軌跡，而是一個人即使深陷極權織就的籠牢，仍能通過思考，抗衡極權對意識的箝制，透過行動，實現被極權否定與歪曲的價值，保存人性中最珍貴的堅持 — 那就是極權欲百折而不撓的，人的自主。
「最深沉的情感交換，能讓人表現出應有的尊嚴 — 不僅是事實層面，而是精神層面的理解、迴響與共鳴。」張潔平總結。「這與說『你好慘我好同情你』，完全是兩個層次。」
「沒有思樂，這些中國行動者的故事，無人能夠寫出這份尊嚴。」
趙思樂在夾邊溝拍攝、持攝像機跋涉的艾曉明
在中國，不受左右地寫下真實的新聞、記錄與歷史，是不被允許的，也鮮有前例可循。怎樣才能忠於自己地記錄？每一個記錄者都要摸黑探索出自己的方法。
從行動者走向記錄者，趙思樂摸索出的路很清晰：書寫抗爭報道，本身就是抗爭。
「很多人說，抗爭和報道怎能放在一起？報道要客觀中立⋯⋯」她清楚當中爭議。「但當你面對的政權，不認可任何真實，對事實、新聞、言論進行審查⋯⋯如果你認為報道應該真實，就已經站在它的對立面。不承認，反而虛偽。」
「報道如果能夠堅持真實、獨立與自由，就已經構成對利維坦的抗爭。」
趙思樂結合抗爭者與報道者的身份，張潔平很能理解。「在香港或台灣，根本不需要這樣，想改變世界，直接行動就好。但在中國，行動代價太大，一個人的才能，一下子就全浪費掉。」
「然而在記錄這一塊，還有大量空白，需要有人搶救歷史。」
張潔平知道，趙思樂要離開不難，但她為了自己認為應做的事，願意長期處於監控與風險之下，才能在抗爭報道範疇，開闢出這片新天地。「思樂最無法複製的，大概就是她的勇敢。」
「她的勇氣，為她的生命撐出了一片空間。」
關於勇氣，趙思樂一直記得一段故事。
在《陽光時務》時，她寫的薄熙來報道登上了封面，她特意把雜誌寄回家。親戚看見幾乎嚇壞了，勸她父母叫她別再做這種東西。回家的一天下午，趙母向女兒覆述了親戚的話，然後說：「我們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見過很多不公平的事⋯⋯ 」
趙思樂知道文革時母親已經懂事，有很多不堪的記憶。她沒有答話，等著母親勸說，所以不要搞對抗了，黨很強大你鬥不過⋯⋯
但趙母說的是：「所以我明白你為甚麼要這樣做。」
然後這個話題就結束了。「我媽好酷，真是屌！炸！天！」趙思樂憶述時，忍不住流露出對母親的敬仰。
作為暸解政治殘酷的上一代人，她的父母大可像其他父母一樣漠視，並教育孩子也逃避漠視；但他們選擇了理解她。「不要把甚麼都推給無奈，每個人都可以選擇多做一點。哪怕只是跟孩子說一句我理解你，就這麼一句話，已經可以改變很多東西。」
趙思樂也作出了的選擇 — 不是選擇成為抗爭者，而是選擇活在真實當中，不作惡，也不對惡無動於衷，並為此付出了代價。不少人盛讚她無私、勇敢，但趙思樂很清楚，自己記錄、行動、抗爭，歸根究底，出發點都是自己。
她的每一篇報道，她採訪、書寫過的每一種抗爭路線，都圍繞著同一個疑問。
「我想知道，我該怎麼辦？我有甚麼前途？」
「在香港，黃之鋒 17 歲就可以上《TIME》——大陸不可能有這樣的青年，只要他一出現，他就在牢裏了。我現在就有一個朋友在牢裏。」（延伸閱讀：黃之鋒母親致公民廣場判決：「為何香港墮落如斯，如此對待這一代的孩子？」）
「我認識一些年輕人，他們『練習』坐牢，開著燈睡覺，把自己關在沒日沒夜的小房子里，看自己能忍受多久。甄江華就是其一。」—— 趙思樂寫於甄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拘捕後
「生活在這樣的環境，我們還如何能夠實現自我價值？問題問到這個地步，你會覺得自己非常無望，也非常可悲。」
趙思樂寫作的母題，就是如何改變一代中國年輕人的命運，如何改變她自己的命運。
「書中的異議知識份子、法制維權運動、公民社會與 NGO、網絡運動、女權運動，其實都是我找過的路。這麼多人、這麼多故事 … 我曾經在中國的運動場上，找過自己的答案。」
因此，這本書對她的重要性，大於一切。
「對一個作者而言，能夠把作品完整地呈現出來，被關個兩三年，我覺得可以接受。」趙思樂說：「雖然我評估這不會發生。」
「絕對的安全是不可能的，但我會問自己：如果出事，值不值得？」
「這本書再怎麼樣，也不會把我抓起來判五年以上（笑），那我覺得 OK。」
即使不陷獄，只要是異議者，在中國就要面對無盡的箝制與恐懼。
但正是在最壓抑的恐懼之中，趙思樂找到足以克服它的慰藉。
2015 年七月，709 大抓捕發生時，趙思樂正在採訪著名異議者莫之許，各有前科的兩人為防也「被消失」，怱怱逃離城市暫避。在高壓與恐懼籠罩、朝不保夕的氛圍之下，趙思樂與莫之許成為了戀人。「如果不是 709 造成的特殊情境和空氣，我們大概都沒有勇氣和動力，走進這段關係。」
莫之許是八九一代的抗爭者，當年廣場上的大學生，那時趙思樂都還沒出世。
這段感情的每一個轉折，都與時代的殘酷打擊環環相扣。相戀數月後，一名曾趙合作的朋友被帶走；兩人一度緊張，萬一官方想順著被捕者抓個「集團」出來做成大案，她被捲入也不出奇。看著，莫之許突然就說，我們結婚吧。
沒有鮮花戒指，只有手機裏一條朋友被捕的消息。趙思樂忘了自己回了甚麼話，只記得自己狂笑不止。
兩個月後，趙思樂決心去採訪 709 妻子們。她簽好一張空白的律師委托書，放在寓所的餐桌上；當時莫還不是她的「家屬」，但一旦自己被捕，拿著委托書的他就可以行家屬之實，幫她找律師了。
「在如此時代，這是比說『我願意』更鄭重的儀式。」
這就是趙思樂選擇的人生。
莫之許與趙思樂
看到過被捕者孩子顛沛流離的命運，兩人協定，只要還在中國就不生孩子。「我不是無知地陷入這種處境的，這是我知道並選擇承擔的代價。」趙思樂把這個問題想得很清楚。「但我沒法替孩子做這樣的決定。」
於是他們手牽手坐在公園裏，看別人家的孩子笨拙地走路，跌倒，再自己爬起來。
但她不時會想像自己的孩子。每當絕望感無處發洩，她就會忍不住朝莫之許狂吼：都是你們這代人沒有做好，我們這一代才要過這種生活！89 後的 20 年，你們都在幹甚麼？
吼著吼著，她腦中卻浮現 20 年後的自己，是不是也會被孩子吼問，自己往後 20 年來都做過些甚麼？那時候，他們生活的世界會否仍然黑暗無望，一如今日？
「『後 89 一代』包括我自己，正在陷入失望、甚至絕望後的徬徨，不知道該做什麼，除了或早或晚地把自己送進監獄。移民？在異鄉，我們永遠不可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趙思樂正在申請出國讀書，但她說，自己還是要回來。她還年輕，還有很多可能，然而生命中有些堅持，已經不可能改變：趙思樂過去與現在是一個抗爭者，將來也是。跨越苦難與悲情，以書寫呈現出同行者的尊嚴，就是她的抗爭，也是她實現自我價值的方式。
只要堅持留在中國，她的成就，並不會帶來更幸福的生活；她走出了一條新的路向，但這條路究竟會通往哪裏、會否直通暗無天日的牢獄，現在還不知道。這就是她所說的，值得同齡人參考、相信並追求的事業嗎？
趙思樂側著頭想了一會，以平淡但肯定的語氣回答。
「我的事業，就是有意義的存在。」
攝／張國耀
from 女人迷 womany https://ift.tt/2vKB0pR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