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創業工程師之死，細看社會裡女性被套上的「拜金議題」，期待女權主義的實踐帶來更平等的婚姻、多元化生活模式，讓兩性跳脫社會框架成長。
Wephone 創始人蘇享茂之死引發了網友熱議，根據蘇享茂跳樓前的自述和後續報導，他的自殺與前妻翟某有關。蘇與翟某在相親網站認識後，迅速談婚論嫁，先後給對方買房、買車、買各種奢侈品、轉賬，花了上千萬，然而兩人的婚姻並不圓滿，很快出現裂痕。他想離婚，對方卻開出一千萬的高價賠償要求，並威脅他要舉報其公司偷稅漏稅、灰色經營，讓他破產進監獄。在高壓之下，蘇享茂被迫簽訂了不平等的離婚協議，隨後萬念俱灰，跳樓自殺。
事件公開後，蘇享茂的哥哥和朋友在微博上發聲控訴女方，稱其涉嫌團伙作案、有意詐騙，這些控訴獲得大量網友的共鳴，他們紛紛譴責女方是個「吸血鬼」，呼籲有關機構將其繩之以法。目前蘇享茂的家屬已報警，案件正在調查中。
幾天後，又有媒體爆出，據女方翟某的研究生同學確認，翟某確實是北京某重點大學碩士畢業，並且成績優異，家境優渥。
「拜金女遭罵」，拜金男去哪？
許多網友對此事義憤填膺，將它定性為一個老實人被拜金女害死的活範本。甚至有人將其跟王寶強的妻子馬蓉出軌一事相提並論，創造了一個新成語「欣欣向蓉」，用於控訴拜金女欺騙老實人，通過婚姻來謀取錢財。（推薦閱讀：男人出軌的性雙重標準：愛情市場判了中國女性死刑）
這些言論的主要引導者是蘇享茂的同學和朋友，在他們的話語體系中，蘇享茂被塑造成一個天才程序員、老實碼農，由於情商太低被女人所騙，付出了大量金錢乃至生命。這種修辭方式迅速激起中產階級白領男性的共情，而這些人在當下的網絡中可謂中堅力量，從而使得支持甦的輿論迅速擴散開來。
儘管我們的社會依然是一個男權社會，但白領男性在這個時代生活的壓力是非常大的，他們的收入不高，而房價又太高，子女教育的成本也很高，如果再有一個對生活要求太高的妻子，那簡直就是人間地獄。
然而這些人在憤怒中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即蘇享茂並不是一個普通程序員、普通白領，而是一位小有成就的創業者。他過的也不是典型中產者的生活，如買別墅、開豪車、送大禮、娶美女，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如果回到蘇享茂的創業者身份，我們就不難找到分析此事件的突破口。有人指出，蘇享茂的自殺並不是為了婚姻失敗，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這個婚姻影響到了他的事業。（推薦閱讀：李麥子：我並不是誰的英雄，女權運動只是過自己生活）
他在遺書中這樣寫道：
我是 WePhone 的開發者⋯⋯關鍵是，她明顯準備在我付完全款後繼續各種舉報我⋯⋯我資金鍊已經斷裂，實在很絕望。
顯然，他認為自己的公司會因此關閉，而他不能承受這樣的結果，他寧願花高價來結束這段婚姻，目的就是要保住這個公司，保住他的事業。
男人們往往誤以為只要事業成功，婚戀問題不難解決，畢竟前人說過「書中只有顏如玉」。但實際上事業與婚姻的成功是需要很多相互貫通的能力的，如情商，它包括自我意識、控制情緒、自我激勵、認知他人情緒和處理相互關係的能力。
在這個極端案例中，輿論聚焦於攻擊女性拜金，認為一切悲劇的源頭都在於女人太愛錢。那麼，男人和女人之間到底誰更愛錢？從創業者的角度而言，男人顯然更愛錢，他們的創業目標大多更單純，就是要賺錢，藉此實現個人價值的最大化。
同時卻有不少研究說明，女性創業者的創業動機有更明顯的社會導向，如希望企業能促進社會進步、促進性別平等，對於權力和個人經濟利益的考慮相對少一些。而一般職業中，男性也往往更看重收入問題，這跟社會文化對男性角色的期待（養家者）有關，蘇享茂大概也不例外。
人們對於成功男人的衡量標準逃不脫權勢和多金，但為何鮮少有人指責男性權力欲爆棚和拜金？
在婚戀中，兩性表現又如何呢，女人從婚姻中獲得了更多經濟利益嗎？有關數據對此也不支持。誠然，許多婚姻中丈夫比妻子的收入更高，但這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經濟收入的性別差距所致。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6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我國女性的收入僅為男性的 64.9%。這種情況下，女性找配偶時更多關注對方的經濟能力，主要是因為生活壓力大，要建立穩定的家庭、給孩子良好的教育，這些都需要經濟能力的支撐。
許多調查研究均證明，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更多。例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的 2014 年「社會制度與性別指數」發現：婦女用於無酬勞動的時間是男性的三倍，這裡無酬勞動主要是沒有報酬的家務勞動。（推薦閱讀：【性別觀察】月薪嬌妻，家務工作這麼累為何沒錢拿？）
女人在家庭中的付出降低了她們的職場表現，加上職場本來的性別偏見和歧視，女性的事業在婚後尤其生育後大多停滯，有的甚至因此退出職場。從表面上看，丈夫對家庭付出的金錢更多，但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不被看到，這是不公平的。
警惕婚戀模式中的性別角色陷阱
如上所述，在職場（包括創業）中，男性比女性更看重經濟利益（即拜金），在家庭中，女性也並沒有獲得更多經濟利益。所以從整體而言，女性比男性更拜金、更愛錢是個偽命題，事實上無論在職場還是家庭中，女性的經濟利益都經常被忽略，這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真問題，即如何幫助女性擺脫這種不利的處境，使得她們在經濟上不再依賴於男性，獲得更多的獨立自主性。
當然，我們並不否定在一些極端個案中，婚戀中的男性也會被女性欺騙，因此損失大量錢財，甚至生命，在這個明顯對他們更有利的社會體制中遭遇反噬。我們來分析下這樣的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它利用了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和心理機制？顯然，通過婚戀來騙錢並非女性專利，很多女性在婚戀市場中也被男性騙財。這些事件因為性別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它們大多有個共同點，即都利用了傳統的婚戀觀以及傳統婚戀模式中的性別角色定位。
首先來看傳統婚戀觀的影響。許多人認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對自身的婚戀對象選擇存在強烈的年齡危機和焦慮感。被這種焦慮支配者，在遇到看似符合主流標準的結婚對象時就彷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害怕錯過之後再找不到，有一種患得患失的心態。
其次是受困傳統性別角色，相信男主外、女主內，男人要賺錢，女人要經營家庭（包括情感、育兒）。於是男性用來欺騙女性的方式，大多是稱要發展事業，需要女方支持；而女性用來欺騙男性的方式，則主要基於「郎財女貌」的傳統婚姻觀，通過彩禮、聘金等風俗，或者被奉為戀愛法則的觀念，如男人要為自己心愛的女人花錢等。（推薦閱讀：持家、假高潮、微笑服務：情感勞動不是女人的天賦）
在這個事件中，蘇享茂獲得了眾人的同情，而翟某卻成為眾矢之的。究其主要原因，就在於蘇享茂的行為完全符合（甚至可以說超出了）人們對傳統婚戀模式中男性角色的期待和想像 ——他一擲千金、出手大方，很好地履行了男性在婚戀中的「責任」。而翟欣欣卻沒有回報給他一個溫馨的家庭，沒有扮演好一個賢妻良母的角色，所以她一定是個心懷叵測的詐騙犯，否則為什麼這麼好的丈夫都不肯珍惜，而非要置對方於死地呢？
而這件事的弔詭之處就在於，人們的憤怒根源實則正是「騙局」得以頻頻成功的基礎所在。我們要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就得從根本上破除這種對婚戀模式的錯誤認知。
比如如果蘇享茂能認識到，戀愛婚姻中兩人關係是平等的，婚戀關係不應建立在財色交易上，也不僅僅建立在學歷、個人背景上，雙方最好有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興趣愛好，充分了解之後再結婚。比如西方發達國家中，許多人是同居多年、甚至生了孩子才結婚，這樣就大大減少了被欺騙的可能性。
當然，雙方在各方面包括興趣愛好上都相對一致，這是一種非常理想的婚姻狀態，現實中往往做不到。男財女貌的婚姻並非完全不可行，只要雙方基本滿意，符合自己的預期，想清楚後果，也可以結婚，但這應該在理性的基礎上來操作，比如通過法律來保障個人的權益，結婚時雙方對財產進行約定，包括婚前財產、婚後財產的處理等，就可以盡量避免自己的利益遭受損失。
走出「圍城」，在婚姻中實現個人成長
近幾十年來，中國和西方的婚姻觀念都發生了相當大的改變。有研究者指出，美國婚姻模式變遷大致是這樣：
20 世紀 50 年代以前，美國的婚姻主要是制度化婚姻，通過婚姻給人提供性交和繁衍後代的機會；從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婚姻逐漸演變成一種相互陪伴的關係，但兩性角色仍主要是男人賺錢、女人顧家的模式；從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陪伴式」婚姻在美國逐漸失去主導地位，個人化婚姻開始出現，人們更多地關注自己在婚姻中的個人成長，不再為家庭而奉獻。
從國內現狀來看，我們處於制度化婚姻和陪伴式婚姻並存的階段。在那些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制度化婚姻更常見，雙方結婚是組成共同體，合作生育後代，解決性需求；而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更多是陪伴式婚姻，在考慮性和生殖需求的基礎上，強調彼此間的情感。
蘇享茂這段短暫的婚姻，在他的個人期待中大概是制度化和陪伴式婚姻的結合，這也是大多數新舊思想並存的當代人的選擇。他們希望找到年輕貌美的妻子，願意將自己的財產與對方共享，但往往忽略了一個常識，即經濟付出通常只能增進對生活的滿意度，而不能提升彼此感情的濃度。
在當下的中國，個人化婚姻比較少見，但這是許多青年女權者倡導的婚姻模式。她們希望通過婚姻來使得自己進一步成長，而不是將自己局限在這段婚姻之中。如果做不到這點就寧可不結婚，單身也可以快樂地生活。（推薦閱讀：【關係日記】莎岡式的愛情，讓自己幸福是唯一的道德）
許多人經常追問女權主義對男性有何意義，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答案，即女權主義的實現會帶來更多的平等婚姻、個人化婚姻以及多元化生活模式，讓其中的女性、男性都獲得成長，而不是跌入某個陷阱，遭受意外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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