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 8 月 14 日是國際慰安婦日，除了在這日子記憶慰安婦外，領你從過往的歷史看起，持續關注慰安婦議題，期盼政府落實主轉型正義，讓這些被國家誘騙的婦女能說出真正的史實，替自己發聲。
到底被誰「強行擄走」
所謂的「慰安婦」，到底是指哪些人呢？對韓國社會而言，一提到慰安婦，馬上聯想到的是「被日本軍隊強行擄走（「強制連行」）的清純朝鮮人少女」。不過，對慰安婦問題否定論者而言，慰安婦指的則是「自願隨軍而行的賣春婦」。慰安婦問題討論的核心，正是關於這些受害女性的「道歉與補償」。然而，20 幾年來，日韓兩國的人民，對於這兩種不同的社會記憶，始終對立爭執不斷。
讓慰安婦的存在能夠廣為人知，是從日本人開始的。1973 年，記者千田夏光出版了《從軍慰安婦 無聲之女 八萬人的告發》一書，這是第一本有關慰安婦的專書。在此之前，許多小說或手記類的作品裡，也可以看到慰安婦角色的出現，但說到以慰安婦女性為主題的書寫，這本書可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作者千田夏光在該書的出版後記，說明了他的執筆動機。（推薦閱讀：南韓首度公布慰安婦 18 秒錄像：歷史上消失的她們）
我開始對慰安婦有興趣，是在昭和 39 年每日新聞社發行攝影集《日本の戦歴》的時候。這本攝影集是《毎日グラフ》的別冊，收集了 15 年戰爭期間，每日新聞特派員所拍攝的主要照片。原始照片有兩萬數千張，從挑選到編輯，都是由我負責的。
在成書的作業過程中，有數十張女性的照片讓我覺得不可思議。有些看起來像是朝鮮人的女性，跟著部隊一起行軍。那種頭上頂著行李箱的模樣，我也常從朝鮮女性身上看到。還有一些照片，背景看起來應該是佔領（中國）沒多久的時候，裡面有穿著和服坐在車裡的女性，有梳著日本式髮型的女性，她們的身影被中國人以輕蔑的眼光注視著。翻看照片的底片說明，其實並未有任何「慰安婦」的字眼。然而，就在追查這些女性的身分時，我第一次知道了所謂的「慰安婦」存在。（千田，1973，215 頁。旁線強調處為引用者所加，以下皆同。）
《蘆葦草之歌》劇照
「背景看起來應該是佔領（中國）沒多久的時候，裡面有穿著和服坐進車裡的女性，有梳著日本式髮型的女性，她們的身影被中國人以輕蔑的眼光注視著」這段文字，或許是最貼近 15 年戰爭時期「朝鮮人慰安婦」形象的描述吧。為何朝鮮出身的慰安婦，會梳著日式髮型、穿著和服，出現在日軍的中國佔領地區呢？又為何她們會被中國人所蔑視、看不起呢？這段頗具象徵性的描述，值得我們深入去思考。
那些照片所呈現出來的意象，迄今從未在慰安婦相關研究與討論中被關注過。然而，若不深入思考「朝鮮人慰安婦」的含意，有關慰安婦是性奴隸或賣春婦的記憶鬥爭，或許將會永遠持續下去。「朝鮮人慰安婦」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呢？「慰安婦問題」的發生已經過了 20 幾年了，這個問題到現在都沒有好好被談論，一直被忽略、無視或沉默以對。這種規避本質的曖昧態度，其實不只出現在慰安婦問題上，也出現在其他歷史問題的爭議上，反映了日韓之間根本的矛盾。（推薦閱讀：用溫柔延續慰安婦生命記憶：專訪婦援會執行長 康淑華）
在那本書的開頭部分，千田夏光是這麼寫的。
翻查《廣辭苑》，可以找到「慰安婦」的詞條定義：「跟隨戰地部隊移動並慰安將兵的女性」。這裡的「慰安」用過去式「した」來表現，正突顯了這些女性的悲哀。距離日本戰敗已經過了 28 年了，沒有任何人說出她們的故事。
不過，如果真有慰安婦可以自己發聲，我想，她們一定會這麼說：「我們的悲哀，絕不會永遠被時代遺忘的。」（同前書，6頁）
如後所述，千田對於慰安婦的理解，並非完全沒有問題。但千田確實看到了慰安婦的悲劇，並且認真地想喚起社會對她們的關心。
千田認為，慰安婦與士兵一樣，具有「愛國」的面向，都是為了協助完成戰爭任務而存在。本書的關心和主張也源於此，亦即，同樣是為國犧牲，軍人有辦法可以拿到補償，為何慰安婦卻無法可適用？千田的這個「愛國」觀點，比其後任何研究都更能正確地突顯出「慰安婦」的本質。
只要實際閱讀過朝鮮人慰安婦的證言集，哪怕只有一本也好，就會明白，目前所認知的「純潔少女」或「賣春婦」這些形象，都無法化約解釋慰安婦的面貌。但慰安婦問題的聲援者與否定論者，卻各自堅持著其中一種形象的解釋。這是因為證言的內容都很老套、公式，他們無法聽到別的聲音？或者，即使聽到了也選擇無視呢？
我並不認為，聲援者與否定論者都刻意如此無視歷史事實。我傾向相信，之所以會演變成如此各執一詞的狀況，是因為 90 年代「慰安婦問題」浮上檯面之後，許多相關的研究及發言，不再只是單純針對「日本軍隊」的作為進行歷史解釋，而是根據自己在現實政治的立場來表態。每個人都會受到時代的侷限。千田夏光出版那本書，雖然是基於對朝鮮人慰安婦的贖罪意識，一定程度上，仍然刻劃出了慰安婦整體的歷史面貌，而這也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氛圍讓他可以如此。
千田的書於 1970 年代出版，距今已有 40 年了，他特別到韓國找朝鮮人慰安婦，將訪談紀錄收入書中。換句話說，該書登場的原慰安婦女性，比我們現在看到的原慰安婦阿嬤年輕 40 歲。與現在相較更為年輕的她們，在書中生動地描述了自己的經驗。此外，使用過慰安所的軍人、招募慰安婦的業者，這些人也都在書中出現。除了既有的慰安婦證言集之外，這樣的作品在今天已經很難看到了。該書寫作出版的當時，慰安婦問題並未像今天這樣，被視為政治或國家層級的問題；當事人的發言，或許因此比較不受到時代的束縛。這也是本書特別重視千田夏光那本作品的原因。（推薦閱讀：還給慰安婦阿嬤一個家，永遠不算晚）
「日軍慰安婦」既然是以「慰安」日本軍人為任務，當然成員中有很多的日本人。但慰安婦問題發生以來，這些日本女性反而沒有人發聲了，她們並未因為這個問題浮上檯面而受到重視。即使有舊日軍的士兵出面作證，但雇主或業者那些人，幾乎從未見他們發言過。這樣的情況，造成「慰安婦問題」的討論被化約在「日軍─朝鮮人慰安婦」的認識框架中，其他的要素都被抽離了。（後來才有荷蘭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女性受到關注。）
至於業者或雇主，以及慰安所的管理員，這些人物常會出現在朝鮮人慰安婦的證言裡，因為，通常也是這些人將她們帶到慰安所的。（《証言集1強制的に連れていかれた朝鮮人慰安婦たち》，5 頁。以下簡稱「《強制》1」）然而，正如前述，這 20 幾年來，朝鮮人慰安婦「和服裝扮」的含意始終隱而未顯；業者的存在意義，也幾乎未受到聲援慰安婦的研究者及社運工作者注意。直到最近，才開始有研究者指出業者的角色：「1920-30 年代時，社會流動快速，那些女性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大多想擺脫現狀。業者利用這心理，巧言拐騙，慫恿她們離開家族保護範圍，趁機帶到慰安所。」（小野沢あかね，2012）
《蘆葦草之歌》劇照
事實上，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有不少朝鮮女性是因為渴望求學或只是想「吃到白米飯」，就被朝鮮人或日本人業者拐騙到慰安所。（朴裕河，2005）而且，讓慰安婦女性身心飽受摧殘、留下永難抹滅傷痕的，不是只有日本軍人，也有很多是中間業者與雇主。那些主人「用鐵棒打我們」（《強制》1，63 頁）、「藉口說我們拒絕接待軍人，對我們拳打腳踢、甩巴掌」（同前書，78 頁）、「偶爾都沒有軍人來，主人就會遷怒，說我們沒有好好待客才會如此，然後毫不留情地痛毆。」（同前書，79 頁）
將朝鮮貧困女性帶到戰場上的，主要是朝鮮或日本業者。前面提到的千田夏光那本書裡，就收錄了業者的訪談內容。這個業者是千田「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才找到的，他是「昭和十三年，中支派遣軍首度招集直屬慰安婦時的掮客（「女衒」）」。（千田，1973，24 頁）千田指出，當時「第一位慰安婦，雖然是軍隊說要召集的，但直接的招募作業並不讓軍人去碰」，因為不能讓招募慰安婦的工作「弄髒軍人的手」。（同前書，25 頁）「日本陸軍把這些既非軍人軍屬、也非軍隊御用商人的人物（業者），送去搭乘運輸船，跟著軍隊前往戰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業者」的角色也有點類似賣雜貨、跑腿的萬事通（「便利屋」），能提供任何軍隊所需的生活物品。（推薦閱讀：傷痛不該被抹滅，史實不該被扭曲：六個論述替慰安婦阿嬤發聲）
實際上，在當時的朝鮮社會，誘騙、賤賣年幼少女的事例時有所聞。例如，朝鮮半島上發行的《每日新報》，就曾有以下的新聞報導（1937 年 1 月 11 日）。
金濟郡月村面延正里的崔在顯（音譯）（37 歲）與其妻李孫娘（音譯）（24 歲），數日前合謀，共同誘騙同面同里的金仁燮（音譯）之次女楊根（音譯），以 50 圓賣給郡山部改復町二丁目的中國料理業者張宇景（音譯）當「酌婦」（陪酒女招待）。簽約時遭到警察逮捕，目前正接受偵訊。（《戦時体制期朝鮮の社会相と女性動員—「毎日新報」を中心に》，2007 年，55 頁。以下，簡稱《女性動員》）
誘拐年僅 12 歲的少女、將其賤賣去當酌婦的往往是同村的人。與此類似的報導常可在報紙看到，列舉標題如下：「150 名可憐少女慘遭犧牲，綁架惡魔河允明（音譯）夫婦罪行加重）」（1939 年 3 月 7 日）、「哄騙說能找到工作，到了才發現是妓院，馬上被囑咐『先帶去洗澡，然後化妝』」（同 14 日）、「以娶媳婦為由強迫其賣淫的壞蛋，誘騙賤賣鄉下女孩被發現，東門署接受檢舉偵訊中」（同 17 日）、「一網打盡誘拐農村女孩的四魔人，水源署偵訊中」（ 同年 4 月 30 日，以上皆出自《每日新報》）
我們從 1990 年代現身的某位原慰安婦的經歷，可以得知當時朝鮮社會中「業者」的角色與慰安所之間的關係。這位慰安婦的朋友慫恿她說：「有人可以幫忙找工作，我們一起去日本吧！」她認為「反正不管在朝鮮還是在日本，都一樣會很辛苦，不過聽說日本比朝鮮更好生活，就跟著離開家鄉了。」到了日本，接待她的是對「朝鮮人夫婦」，提供她住所、飲食以及衣物（以上，《強制》1，62 頁）。後來，她又從日本出發，經過台灣，到中國廣東的慰安所工作。另一位原慰安婦則是因為自己比別人晚進小學，覺得不好意思，不想再上學而離家出走。（《強制》1，75 頁）她到光州去別人家做家事，幫傭了幾年後，也去慰安所工作了。關於當時的情況，她是這麼說的。
那時，我大概 20 還是 21 歲吧。有一天，我哄睡完嬰兒後，和鄰居的幫傭朋友聊天時，一個朝鮮男人和一個日本男人走了過來。兩個男人穿著西式服裝，看起來很年輕。他們問我：「在光州這裡工作領的錢有多少？」我回答：「沒有薪水，但供我吃住，也會買衣服給我。」「哪有這種事，朝鮮人實在很賊！」接著他們就說，如果我跟著他們的話，可以到日本的大阪去賺很多錢。這讓我很心動，也沒問是什麼工作就跟著他們走了。（《強制》1，76 頁）
實際上，從目前出版的慰安婦證言集來看，「被日本軍人強行押送帶走」（「強制連行」）的證詞，毋寧是少數。大部分見證者的說法，與這位幫傭女性類似，多是為錢心動而被業者誘騙離家的。
當然，軍方也難逃干係。在千田書中曾提到具體事例，指出招募慰安婦的工作是軍人直接委託給業者的；日後的研究中也發現許多相關資料，說明軍方確曾要求業者招募慰安婦（例如吉見義明等人的論文）。日本軍方確實有慰安婦的需求，也介入了慰安婦的招募與運送過程，這點可謂毫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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