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楊婕，有人說她的散文誠實的驚心，面對她自己的過去，她下筆如刀，給我們看見的不一定最可怕，但絕對是最誠實的自傷。然即使經歷傷害，她回望的也從來不真的是「前男友」，而是那些女孩們。她用了幾乎一本書的心力，回答了訪談間的那句自我詰問：「為什麼我不能失去一個朋友，就像失去一個情人一樣痛苦？」
許多人都讀過楊婕的第一本《房間》，那隔著某種宇宙魔幻濾鏡的私空間，是她對青春傷痕的一一細數。而那些青春，後來都成了她書寫裡的微疤痕。如果在《房間》中，我們只能隱約覺察那被劃上創口的瞬間，那她的第二本散文《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終於開始願意讓人撫觸、貼近那些過往。即使疤都已淡得比膚色還淺薄了，但那些傷痛、愛憎與別離，永遠是所有女孩成為女人的過程中，共同懷抱的傷痕。
《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甫出版時，許多友人都發表了心得，其中有篇寫得走心：「因為《房間》而喜歡楊婕的讀者不一定能接受《前女友》，但為《房間》所苦（如看一場需費心解讀鏡頭語言的電影社私密放映）的人可以稍微鬆一口氣，這次她努力看著你說話了。」不久後，我也讀完了《前女友》（據說更多人這樣稱呼這本散文），我果然看見楊婕走進了我的房間，眼神從書頁來到面前，開始和我說話。
訪談中，她也坦言：「如果是半年前的我，可能不會這麼正面回答你的問題我會用一個安全的方式滑過，但來的前一天我忽然決定，要認真回答。」於是，我看到了楊婕不懼在訪談間挑戰「正確」、「善良」、「安全」的價值觀，她認真以對所有的不安不堪，一如《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的每一字、每一句。
長大，就是懂得「假裝善良」
在新書的後記裡，楊婕寫下：「怕女生怕到二十六歲，好死不死選中女校實習，被迫和一群女孩成天膩在一起。⋯⋯這兩年，我刻意訓練自己和女生吃飯、逛街、看電影，我希望這會讓我活得安全一點。」
不管是女孩或女人，不能讀懂也能神會，那女生限定版的相愛相殺。從前我們以為那是年幼不懂事的攀比與酸意，長大後才懂那其實是心底的枒刺，因為是妳，才更在意。有些成長，能將女生間這樣的情感，規避與淡化，但始終存在。或許，二十六歲後的楊婕終於找到了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但女校的實習教師經驗卻將她拉回了時空現場，重返了她口中那段「很多事非常扭曲」的義務教育階段。
「我後來覺得，能夠重新回溯自己的性別經驗，是因為到了女校實習，被迫把自己丟進了一個少女世界，才有機會重新跟自己的經驗協商。」重新，我認為絕對是楊婕寫作出新作的關鍵字。正如她所說，她幾乎是在二十三歲後，才開始有了對世界的好奇心，在那之前，她的世界就如同那篇引起許多討論的〈我的女性主義的第一堂課〉般，世界是戀人的，甚至是恐怖戀人的。
楊婕坦承，有時聽到「每種經驗都是禮物」這句話，會暗想「屁啦」。至少在她二十三歲前，那本該海綿般吸收一切的年紀，身為情人的「他」卻剝奪了她與知識、價值碰撞的可能性，直到她離開、重返女生與女生之間，重新感受那些不論是女孩間或體制間的摩擦。
楊婕與我分享了她在女校當實習教師時，一個有趣的觀察：「在那裡女生跟女生在一起，沒有人會覺得怎麼樣，但是也不會有人去使用『女同』這個詞，對她們來說跟女生的關係是自然而然的。」或許，當有人問起她們是女同嗎？她們還會一頭霧水。楊婕發現與鑿開了一個還沒有被父權規範的世界，在面臨性別選擇前，一切尚未知曉的原初情感。「像我在〈黑暗之光〉裡寫的那個孩子，她就還沒有辦法面對這樣的事情。」〈黑暗之光〉裡的「奇」，是頭髮極短，外型活像小男孩，對作文愛寫不寫搖頭晃腦的十七歲少女。而楊婕對她那如友如長的複雜情感，照映出的是十七歲的純真。
對於純真，楊婕也認真解讀，「年幼讓我們在結構下保有了純真，可是後來我又覺得那個『純真』也不是真的純真，只是因為我們都還沒有學會假裝善良。」
為什麼我不能失去一個女孩，就像失去一個情人一樣痛苦？
還沒學會的，更是許許多多的規則。楊婕不畏直言：「我們的社會基本上還是用異性戀的規則建立，所以年少時妳跟某個女孩建立很深刻的關係，但這個東西，往往在妳們進入父權體制後被稀釋了。」就像那一個我們都曾經形影不離的閨蜜，總在她有了異性情人後，「情人」接管了妳曾經的角色。後來的後來，女生間的友情才終於變得單純與空白。
雖然，楊婕對於異性情人給予的創口，寫得淋漓。有人說她的散文誠實的驚心，那或許也源於她對記憶調度的裁剪，如此精準，面對她自己的過去，她下筆如刀，給我們看見的不一定最可怕，但絕對是最誠實的自傷。就像她寫下：「每次看電視、電影，男主角對著女主角大吼大叫，我都有非常受傷的感覺。也對『賤貨』、『爛貨』、『沒家教』這類詞彙很敏感，因為從前他都這樣說我。」她不寫傷害的瞬間，而是用記憶避開現場，卻給讀者看到比現場更深沉的思考。
滿身傷痕，從一個房間換至另一個房間，還是無路可走，這是那時的楊婕。
但即使如此，是如此徹骨的傷害，她所回望的也從來不真的是「前男友」，而是那些女孩們。楊婕用了幾乎一本書的心力，回答了訪談間的那句自我詰問：「為什麼我不能失去一個朋友，就像失去一個情人一樣痛苦？」
楊婕誠實說著，也是問著：「誰有資格替我決定，當我失去一個女孩、跟她關係破滅這件事，對我的傷害有多大？」
長大，除了懂得善良是一種禮貌，更是對情感的節制，讓它變得安全穩定。「長大後的我，覺得女生跟女生間深刻的關係依然存在，可是我們會學到很多迴避、遮掩它的手段，這樣才不會讓對方覺得你這麼在意，很奇怪。」楊婕的聲音清脆，說的每一字卻無比認真，就如同她親自為新書封面寫下的那段文字：「我是女生，我怕女生，但，我遇過的女生，都成為我生命中無法忘懷的，前女友。」
為什麼只怕女生呢？我對她提問，心底要問的其實是「那妳怕男生嗎？」楊婕卻總能讀懂真正的問題。「我對女生懷抱著一種先覺的恐懼，我想或許我談感情的過程，一直不太順利，關鍵點就在我不怕男生。」她認為「怕」也是人際關係裡一種很好的工具，因為怕，才形成一種美麗的謹慎。就如同女生的關係，如此美麗，卻經常在成長後被父權體系的價值觀隱蔽，越是幽微、越是可怕。
揭開隱蔽，將自己置於一個不再安全的房間之外，這是現在的楊婕。
如果有個白馬王子跪下來跟我求婚，我還是會說「好，我嫁給你」
若有人問我，對女性來說，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嗎？我無法肯定好壞，但絕對是最熱鬧的時代，誠如楊婕的觀察：「在性別書寫蔚為大宗的現代，大家看到性別議題就開槍、就鼓掌。」正讀著博班的她，坦然說出在學院裡的景況：「女性主義成了聽到煩的詞，因為它不斷被消費，每次寫不出論文時就會消費它一下。」但是她一直努力提醒自己，永遠不要對「女性主義」甚至它帶來的消費，感到煩膩。
因為現實，並沒有變好，我們還是活在一個非常父權的社會裡。
「我對於女性主義者的思考，跟我實際上身為一個生理女性時，生命與愛欲的實作有落差，那不是靠知識性的訓練可以弭平的。」她舉例，在思想上她支持「毀家廢婚」，認同那是一種性別間最自然的狀態。「可是實際上如果有個白馬王子跪下來跟我求婚，我就會說好，我要嫁給你。」現實裡，她承認自己可能還是想要結婚，這或許是她作為一個人還不夠「好」的地方，但現在的她，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正如同〈我的女性主義的第一堂課〉發表時，引起的巨大迴響。楊婕回顧那時暴雪般的私訊，最主要仍來自異性戀女性，向她傾訴在親密關係中的受暴經驗。她卻從中看到一個文化現象：「異性戀女性相對容易將自己貼合到受害者的位置上，她們比較容易意識到，我是被（父權）壓迫的」。無論男女，大家都懷有一個相對傳統的認定，異性戀男子處在金字塔的頂端，那一個施暴者的位置。即使許多男性友人，也遇過恐怖情人，但他們甚至可能毫無覺察。
這正是楊婕，明明沒有說出恐怖的細節，卻成了那個說出國王沒穿衣服的孩子，無論讀者準備好了沒，才最驚心。
當許多人和她說著：「很開心妳走出來了，要加油！」楊婕也不去當高喊著狼來了的那種孩子，她不是狼，更不是羊，她是那隻告訴你人比狼更可怕的作者之手。面對所謂的「走出來」，楊婕說出內心真實的感受，「我認為走出來這個辭彙是不存在的，當你用走出來為一段生命經驗定調，你其實忽視了這段經驗的殘酷跟可怖之處。」有一些經驗是不可解、無法走出的，重點其實不是能不能走出來，而是不要認同這樣的生命觀。
當你用走出來為一段生命經驗定調，你其實忽視了這段經驗的殘酷跟可怖之處。
我在寫每個人時，都抱著這輩子恩斷義絕的決心
這本總被大家以《前女友》戲稱的新作出版後，楊婕自曝得到最多的一個評價是「誠實」。談起誠實，她也非常誠實，「我自認我沒有太特殊的題材，我的個人史也非常普通，我寫的不過就是一個生理女性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傷害。」
她於是反身思考作為寫作者的壓力，如果這樣就被稱為誠實，那她認為「散文」這文類強調的透明性，帶給作者的壓力實在太大了。她以李欣倫和陳雪的創作為例，在她們那般自陳靈慾、自剖至深的書寫後，應該沒什麼東西是不能寫的了。「但每個人都還是跟我說，妳好敢寫，我認為這代表了面對自己的性別經驗，真的很困難。」
有多困難，從楊婕直言自己能面對成長過程中的性別經驗，是在近三十歲才做到的，就能明白。而她的每次坦承，都有著令人虎軀一震的誠實，就像談起這些散文中真實的人物時，她說道：「我在寫這本作品裡的每個人時，都抱著一種決心。當他們看到這個作品，我們這輩子就是恩斷義絕。換個角度，我會寫這些人，也是因為我覺得這些人在我生命中就是死掉了。」這是一字未改，也一字都動不得的回答。
如果可以為誠實分類，那麼絕對有一種誠實是楊婕的誠實。
「我真的有大家說的那麼誠實嗎，我的誠實會不會淪為一種表演？」她再次替我補上最好的問題，並且解答。「我認為真正的誠實，應該在道德的條件下展開，大家看到的那些誠實故事，我其實都非常安全的踩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它是高度政治正確的。」若要她自己選擇，哪篇文章最誠實，她的答案是：「當我成了加害者。」
在書末，有一篇特別以不同書紙印刷的作品，也是楊婕書裡唯一沒發表的文章，〈荃〉。「荃」，是我們這一代青春，都讀過的痞子蔡《槲寄生》裡的那朦朧美好的女主，卻也是楊婕青春裡的大魔王，是她不能說出的「前女友」三個字的創生女孩。楊婕與「荃」決裂，成為了旁人眼中古怪、算計、「不正確」的一方，將她的青春逼往了房間。許多年後，或許楊婕長大，或許是她心中的荃終於死去，她已能冷靜自持的告訴我：「像〈荃〉這樣的書寫，因為我是加害者，誠實在這裡才會受到考驗。」非要逼近臨界，才最真實。
訪談中，除了誠實，我們聊到最多的一組字詞，不是性別與傷害，而是「庸俗」。
楊婕總在許多創作與現實面的提問中，提醒般的回應我：「可是我很庸俗喔。」她始終仍在懷疑自己，配不配得上「才華」這樣的形容詞，在她的分類中，很多寫作者會感覺這世界需要他們的才華，因此書寫成了天職。但她向我舉例，「如果有人給我三百塊，買書或吃飯？我會選擇吃飯。」
對楊婕而言，現世的快樂至關重要，是不是一直要為自己而寫？她沒有堅持。「因為我寫的是散文，它是透明的，也許我的生命經驗終會耗盡。」若那一天來到，楊婕認為寫作也可以是替他人工作，不一定要為自己。
但我卻仍能在她的創作與眼神中，看到火光閃現，源於有所熱愛。我相信，也許寫作於楊婕，並不非得寫往神聖的殿堂，她甚至更經常去撇清跟寫作的關係與資格。但正如吳曉樂在推薦序中的答案，「她注定得寫」。或許，這個世界真如楊婕所言，少了她的書寫也無大礙。但是從她眼中花火，筆下如《紅樓夢》判詞般的女女男男，我更相信的是那句她不經意間對我說出的：「不是寫作需要我，是我需要寫作。」
不是寫作需要我，是我需要寫作。
前女友不是相對於男性的，而是相對於女性的自己
在《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裡，楊婕最終也將自己寫進了前女友的群相裡。在她的書寫中，前女友絕不是相對於男性的，反而是相對於女性的自己。
我對書中一段文字，印象深刻：「我常常覺得自己就像《憂鬱貝蒂》裡的貝蒂，可是現實世界並沒有佐格，沒有一個佐格會對我說，『這世界對妳而言太小了。』」柔軟分裂，自戀自傷。
《憂鬱貝蒂》這部電影，似乎成了一個世代隱隱約約的風景，邱妙津、賴香吟看它時，它還不叫《巴黎野玫瑰》；言叔夏與馬欣也應該都曾心懷貝蒂，為她而寫。楊婕亦是如此，或許並不是貝蒂的羈狂脫序多麼迷人，而是她更像我們心中最初衡量世界寬廣的尺度，如楊婕所說尚未學會善良的純真。
不論是貝蒂或荃，還是哪個青春裡最怕唱名出的女孩之名，她們不也都是我們的前女友。楊婕不懼將這一切，攤在陽光底下告訴你，「女生的心眼，是世上最美麗也最恐怖的事。」
雖然最恐怖，卻也最美麗，一如楊婕與她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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