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幸福企業之一的大潤發，被揭露有員工在車內對女同事性侵未遂。車門上鎖後，妳想逃都逃不了，再加上擔心對方做出更恐怖的事，也不敢反抗。我們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女人總是害怕在夜晚出門、害怕獨自搭車。
近日，根據《鏡週刊》報導，一名大潤發女員工，與同事同乘車輛時，遭性騷擾與性侵未遂。文中提及，一名中階幹部在公務車上，強行撫摸女同事的胸部及私處。「⋯⋯一行人回到台北，車子停在人來人往的內湖大潤發一館露天停車場，這名中階幹部藉故請開車的主管先回公司，再對女同事誆稱：『這是主管給我的機會。』想要硬上，經女同事不斷反抗，並用 LINE 向同事求救，才脫離險境。」
女性在諸如車內的密閉空間，即使遇到性騷擾或性侵害，常會面臨不知如何逃脫的困境。即使想要反抗，也可能因為擔心對方做出更嚴重的事，而不得不選擇緘口。
分享發生在我生活周遭的另一起真實事件。
女性朋友 A 和網友 P 相約見面， A 坐上 P 的車， P 隨即將車門上鎖。而後， P 不斷碰觸 A ， A 雖感不舒服，卻不敢反抗。「我很怕激怒他，他會做出更恐怖的事。」「當時那種狀況，他要殺了我，或是把我載到哪裡去，都很有可能發生。」
面對比自己身強體壯的男性，以及上鎖的密閉車廂，讓 A 即使想逃，也毫無退路。
這或許是作為女性都並不陌生的恐懼經驗。我們擔心，我們沒有體力去反抗、沒有能力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圖片｜來源
恐懼的根源：所有女性都害怕被強暴
回想個人經驗，我其實非常害怕一個人搭乘計程車。當遇到不得不搭乘計程車時，我通常會在上車後，立刻將司機的執業資訊拍下來，傳到家庭群組；在車子行進過程中，我也會一直注意司機的行徑路線和自己手機上的 Google Map 路徑是否相符。
我承認，當我和一位男性在密閉空間獨處時，常有一股沒來由的恐懼。然而，想在此強調，這並非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將所有男性都視為潛在的性侵加害者，而是能否讓我們進一步去談，何以許多女性會因此憂慮？
這個恐懼，來自於許多過去的新聞報導，以及大眾是如何對女性耳提面命：要記得保護好自己。
「⋯⋯受害者的穿著、出現的時間地點、互動時的態度與言論、當時身體是否有傷痕等等，都成為大眾『客觀』判斷的項目。當上述項目不符合主流論述的想像時，社會論述很容易進入責怪被害人的方向，而受害人似乎必須不斷為自己澄清與辯護。」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王曉丹
女性不敢獨自乘車這件事，也和其他女性困境相似，例如：女性在夜深人靜上街時，往往須承受比男性更多的恐懼。
1996 年，積極投入臺灣女權運動的彭婉如，在夜晚搭上一輛計程車後，遭逢不測身亡。這是彭婉如命案，以血淚推動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推薦閱讀：彭婉如逝世 22 年紀念：因為她，擱置兩年的性侵害犯罪防制法終能通過）
時隔二十年，至今，女性在走夜路與乘車時，卻仍有安全疑慮。大眾仍期盼，女性不要在晚上獨自外出，也不要穿著暴露的衣服，以免招惹危險。
「暴力是系統性的，因為它鎖定一個群體的成員，只是因為他們屬於該群體。舉例而言，任何女性都有理由恐懼強暴。」
——〈壓迫的五張臉孔〉， Iris Marion Young
當強暴發生在密閉空間：妳是我的，妳無處可逃
回到文初所提的兩起事件。事件中的兩位女性，都因為身處於不利於逃跑的密閉空間中，而被迫承受加害者的性騷擾與性侵未遂。
在談及強暴時，我們須理解當下的受害者處境。社會大眾經常檢視受害者的穿著與舉止，卻忽視其實強暴之所以發生，其實是因為加害者做出的選擇。（延伸閱讀：【性別觀察】世界丹寧日：被強暴後，法院卻說牛仔褲很緊，我是自願脫下的）
「目前我們藉由書本、報紙、電視、大螢幕所重現的暴力影像或畫面，讓我們很容易忽略強暴的事實、強暴的影響、以及強暴的意義。」——《不良女性主義的告白》，羅珊・蓋伊
強暴，所代表的不僅是一次暴行；而即使加害者受到懲處，也不能抹滅受害者身心的創傷。
這則時事，之所以讓人心有戚戚焉，是因為我們隱約能想像，這些事或許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如同王曉丹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一書中所云：「每一個不正義的性暴力都是個別的單一事件，此種不正義都有其單次性（ singularity ），『因不同個體的機遇、選擇與生命情境而有其不可重複的性質』。」（同場加映：當你受害，而整個社會聯合起來羞辱你：為什麼受性暴力者容易失語？）
面對性暴力，是社會中的每個人，都需要共同理解的課題。不逃避談論、不迴避責任，唯有正視問題的存在，才能讓我們所身處的世界變得更好，也更自由。
參考｜
[1]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王曉丹
[2] 〈壓迫的五張臉孔〉， Iris Marion Young
[3] 〈對性暴力的輕率語言〉，《不良女性主義的告白》，羅珊・蓋伊
from 女人迷 Womany https://ift.tt/2V7f0yj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