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法國影后以公開信指出 #METOO 運動已經過火，恐將女性再度拉回無力抵抗的受害者位置。女性主義者紛紛表態，事實上，這些當代的蓬勃討論，正讓我們加速進入當代女性主義的關鍵一役——身體與慾望的戰爭
1 月 9 日，法國影后凱薩琳丹尼芙刊登於《世界報》的公開信，對力抗性騷擾的 #METOO 運動提出「矯枉過正」的強力批評，她指出 #METOO 運動將導致兩個結果：一是社會瀰漫以糾正為導向的「清教徒主義」，二是女性再度重回「無力抵抗的受害者位置」。
「強暴是犯罪，但誘惑不是。男性的獻殷勤，不該受到一體通用的懲罰，我主張男性不該因為偷偷親吻某人就得丟掉工作。」公開信裡這麼說，並獲百位女性連署。連署女性表示，她們擔心 #METOO 運動將重挫 60 年代爭取不易的性解放，將女性身體重新關回言論的禁忌。
圖片來源：法國雜誌的後續討論，Peut-on désirer sans dominer?
「我們可能慾望卻不涉及權力支配嗎？」
公關信一觸即發，引爆女性主義者的多方討論，凱薩琳丹尼芙遭指責輕視「性暴力」的意涵，與刻意混淆情慾與暴力的界線。
女性主義從來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各有表態，各有堅持，各有戰場。
不僅凱薩琳丹尼芙對 #METOO 運動有所保留，書寫《使女的故事》作者瑪格麗特‧愛特伍亦指出，我們正身處「賽勒姆女巫審判案」現場，「通過指控定罪（而非定罪），有時會開啟更美的世界，也可能會導致對單一族群的壓迫。」此說，讓愛特伍招惹上「壞女性主義者」的罵名。（同場加映：美國艾美獎五大獎項的黑馬！《使女的故事》：當女人成為行走的子宮）
塞勒姆審巫案
Salem witch trials
塞勒姆審巫案是指在馬薩諸塞灣省塞勒姆於 1692 年 2 月至 1693 年 5 月間遭指控使用巫術者所參與的一系列聆訊及訴訟，該審判導致二十人遭處以死刑，其中十四位是女性，依指控旋即定罪。
書寫《反對愛情》的女性主義者勞拉·基普尼斯也於衛報回應——我們能說 #METOO 走得太遠，也可以說他走得不夠遠，這不該是個「選邊站」的問題。
事實上，權益真不是選邊站，支持女性的經驗發聲，不等同男性權益的受損；支持男性權益受法律保障，不等同抹滅女性發聲的痕跡。
若是細看，更會發現，這些當代的蓬勃討論，正讓我們加速進入當代女性主義的關鍵一役——身體與慾望的戰爭。何謂調情，何謂性侵，這之間存在所謂的界線嗎？所謂的界限在哪裡呢？該如何拿捏？誰又有資格說了算，是法律還是個人？
界線之內：我作為情慾主體，我的感受是什麼？
我們必須優先指出，即使在性解放運動之後，「性」與「慾望」之於男性與女性，仍具有不同的社會意義，而根本意義的差別，也導致不同的處理手段。
納塔莉波曼於上周的 Women's March 演講，即提供一個經典例子。（推薦給你：挺同酬不怕做婊子！娜塔莉波曼：女人，不只是別人的妻子與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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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公開自己 12 歲因演出《終極追殺令》後的經驗與遭遇。她第一次收到影迷信，裡頭充斥著「強姦幻想」；她注意到地方電台正倒數她能「合法性愛」的 18 歲生日；她看到電影評論，人們討論她隆起的胸部。
「即便那年我才 13 歲，我很快就知道了，作為一個女孩，展現性慾是很不安全的。如此一來，人們會認為他們能夠隨意評論，甚至性化我的身體，這讓我非常不舒服。」
「13 歲的我，接收到了社會訊息。我必須遮好自己的身體，我必須竭盡所能抑制我的表達，我必須專注演藝工作，我必須盡力讓世界知道，我是個安全並且值得尊重的人，而我不應該談論性。」
13 歲的衝擊，教會她「一個女人公開談性，是不安全的」，自此之後，納塔莉波曼連吻戲都盡量避免，她知道讓自己顯得專業與保有安全的最好做法，就是跟「性」與「慾望」不要沾上一點關係。
而她知道，這其實是不對的，而她也知道，男人的世界卻非如此。延續納塔莉波曼的經驗，女性真正應當擁有的，其實是放心暢談自身情慾，同時拒絕不舒服騷擾的可能性——我有慾望，不代表我慾望你。
同理 #METOO 運動，當 #METOO 指控不舒服的騷擾或侵害時，我們要拒絕的不是世界上任何一種曖昧模糊的試探，而是點出此段互動關係，你這樣的試探與預期，讓我不舒服，而我有權說出來。
#METOO 最重要的即是主詞，ME，我。這是女性承認自身作為「情慾主體」的關鍵一步，去談「我的感受是什麼」，從我出發，去談我要與不要，我慾望與不慾望，我舒服與不舒服，我選擇如何表達我的身體權益。
#METOO 運動之所以感動，之所以重要，其實在於鼓勵「我」說出來。性騷擾經年累月，持續存在，而女性等了多久，才擁有這樣公開的發聲管道，與互相支援的平台。（推薦給你：【性別觀察】韋恩斯坦是我的惡魔！莎瑪 · 海耶克：他說我的價值只有性感）
界線之外：輿論壓力，不等同直接定罪
我們也必須意識到， #METOO 的個體經驗與表態，捲動輿論壓力，不等同直接定罪，也不等同直接宣判某個族群死刑，我們該問，下一步可以做什麼？
現行司法體系、法規與通報系統的失能，是否能因為 #METOO 運動，展開近一步的優化和翻新？瑪格麗特‧愛特伍書寫 Am I a Bad Feminist 回應，其中提到，「如果僅因為現有法律體系的無效，便繞過法律體系，那麼法律體系的作用體現在哪裡呢？誰又能來承擔這一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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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目前正在做的，究竟是修整現有的法律體系，還是打算燒燬它，以另一種體系取代它？」——瑪格麗特‧愛特伍
發聲的存在是為了自由表態，法律的存在是為了依法維權。愛特伍的提醒其實很重要，法律不該缺席在 #METOO 運動的浪潮裡，控訴該被重視，而無罪推定依然該是民主法治社會的基礎。
法律判決的困難，在於我們必須（甚至有點不舒服的）承認，調情與騷擾之間，存在某種模糊性。
瑪格麗特‧愛特伍的這段書寫，即表態了模糊的艱難。「調情意味著驗證你的慾望；偷吻可能鑿開關係的全新可能；關係充滿了不預期甚至刺激的未知；當然男性的性愛許可證，也可以是非常性感的一件事。」
模糊確實存在，即便有明文法律條例，
意圖性騷擾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罪，屬告訴乃論。
但每段互動關係裡的界線各有不同，於是雙方聲音的現形與對焦格外重要。一次行為舉措，無論是試探或騷擾，該去聆聽雙方說法，並盡力去打造平等的發聲空間與環境。
#METOO 運動，確實走得很遠，在經驗現身之後，旋即有 #Time's Up 時間到了的下一波口號；#METOO 運動，確實也走得不夠遠，因為它為的從來也不是男女開戰。（同場加映：7 歲時遭伍迪艾倫性侵！養女將上 CBS 新聞陳述性侵遭遇）
我更期待看到更多男性承接責任的表態與回應，誠實的，真摯的，反省的，「是的，我確實做了，因為我以為我得到了同意的訊息，而我確實應該為此道歉...」「是的，我現在才發現，原來我的所作所為可能對其他女性而言不舒服，或構成性騷擾...」甚至是「我從未想過我自己是個加害者，遭受指控的當下我也慌張了，但我知道逃跑或否認不是最好的解法...」，而不只是一張冰冷的道歉聲明。（推薦閱讀：加害者與受害者能和解嗎？TED 沈痛告白：他強暴我的那 7200 秒）
我更期待我們能思考法律如何跟上時代的需求，如何讓未來，不再有下一則的 #METOO 出現。
BBC 說 #METOO 運動，引爆女性主義者的世代差異——究竟要捍衛性解放，還是檢舉性騷擾，我反倒認爲，這一點衝突也沒有，性解放本該包含承認慾望與拒絕被慾望。而此時此刻，我們不避諱的，我們參與的每一則討論，無論同意或反對，都將型塑當代女性主義最重要的一次討論。
你呢，你怎麼看？
參考來源：衛報《Margaret Atwood faces feminist backlash on social media over #MeToo》、衛報《Has #MeToo gone too far, or not far enough? The answer is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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