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導演鄭芬芬與《我們與惡的距離》團隊攜手推出影集《做工的人》，五月將在 HBO Asia 播出，描述鐵工兄弟阿祈、阿欽、板模工昌仔、怪手阿全等幾個好友因「發財夢」而生的荒誕行動，劇情搞笑卻又能賺人熱淚。我們專訪到導演鄭芬芬與製作人林昱伶，一探《做工的人》背後如何「發夢」。
林昱伶戲稱她和鄭芬芬是酒肉朋友，一次在飯局上，兩人聊到彼此的近況，那時候鄭芬芬就說，自己去問了林立青寫的《做工的人》的 IP，林昱伶在一旁聽了說：「我當時就在旁邊竊笑木哈哈哈哈，我就說：『真的很抱歉啦，是我拿到了』」
「我有說不用因為我們是朋友，就非給我拍不可。」鄭芬芬拍了一下林昱伶的肩。
「所以我掙扎了很久。」林昱伶爆出大笑。
兩人在對焦之後拍板定案合作，由鄭芬芬執導、林昱伶擔任製作，帶著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團隊在 2020 年五月推出《做工的人》，李銘順、苗可麗、柯叔元等大咖都走進工地拍攝，去年（2019）七月在 FB 釋出 30 秒前導片，底下敲碗留言已經讓大家期待爆表——台劇又將掀起另一波風朝。
我還記得自己看完《做工的人》第一集後，只想說：拜託，再來個第二季好嗎？
工人聊天主題，不是聊錢，就是聊小孩
變形的手指和隨處傷痕的身體、乾黑的皮膚，以及早早模糊不清的視力，成了勞力工作者身上共同的印記。每當工程完工時，會會看到穿西裝坐轎車來的人，與穿上整齊工作服、戴安全帽的人一同上台剪綵。他們朗聲說著如何風雨無阻、又如何克服環境⋯⋯
——林立青《做工的人》
《做工的人》原著作者林立青將親身工地經驗書寫成冊，2017 年出版即成為暢銷書。鄭芬芬和林昱伶兩人讀完書，都為當中的人物情感所打動，後來決定以鐵工兄弟阿祈、阿欽的故事為主線發展。然而要拍成劇還是有其挑戰，第一是工地是台灣戲劇少見的題材，對觀眾來說陌生，第二是大眾可能對做工存有既定印象，如何處理和包裝，讓工地議題更貼近大眾，變得格外重要。
《做工的人》劇照｜大慕影藝提供
「我對工人／工地是陌生的，這也是為什麼立青的書，會讓我開啟不同的角度去認識一些人。」林昱伶說。也因為製作這部劇，他們有很多機會真正走進工地，去訪問真實的生命故事。
好比當時團隊找到一個營造包商，前往調查的時候，他們正在整地和灌漿，水泥車也才剛來，而裡面只有一個年輕人很勤奮地灌漿，其他全部都是老人，後來才知道他們是一個家族企業。
「他們之所以是家族企業，其實是因為很難找到年輕的工人，等於只有兒子能傳承，或找自己熟識的人來做。這個家族企業會很龐大，不只親兒子，堂弟堂哥表弟都會過來。其實這個產業不管是找工人、找婚姻都是蠻困難的。」當時劇組訪問了那位灌漿的年輕人，他說白天工作累，實在沒時間交際應酬，更何況找到女朋友。
「田野調查時，跟工人聊到技術細節的不多。可是他們都很喜歡聊天，聊天的主題就是圍繞兩個：錢跟小孩，沒有小孩就聊錢，有小孩就聊小孩。」鄭芬芬說，在做田野調查時，會發現工人們的生活重心很單純，就是好好賺錢，維持生活和家庭，如果小孩有成就，就是他們最大的驕傲。
⋯⋯反倒是工地的師傅們會讓兒女更早自由發展，常常不設限，也較不認定非哪些工作不可。有高職讀高職，有大學讀大學。科技大學和普通大學差在哪裡，這些師傅往往也聽不懂，總之讀得比自己高，也就值得開心一番了。
——林立青《做工的人》
林昱伶說起田調時很印象深刻的事：「訪問到一個工人，60 幾歲了吧，皮膚曬得好黑好黑，他聊起他的生活雲淡風清，但聊到小孩時候就眉飛色舞。他的小孩後來考上大學，你就可以從他眉宇之間感受到一種，跟他生活不太一樣的神采飛揚。」
「很多工人沒辦法有固定月薪，很多時間是在找下一個工作，以及找下一筆錢。有些工人自己是小老闆，或者是某個營造商小工頭的話，都會面臨週轉問題。他們常常面臨借錢的狀況。我們發現在聊天過程中，工人都會專注在這兩大主題上。」
《做工的人》劇照｜大慕影藝提供
這也是為何《做工的人》裡面會發展出「發財夢」的主題，演工人間的情感，演工人的夢，用一種喜劇的方式。
「要開廟喔？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哥哥，每天都在做夢。」
「如果做夢可以更快活，又為何不做夢？ 」
—— 戲劇《做工的人》
人生本來，就是把悲劇當喜劇活著
從首波預告片中，不難看出《做工的人》嘗試擺脫工地等同悲苦的既定印象，而是以荒誕詼諧的手法，呈現工人日常，帶出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於是你看到第二集裡一群下工的工人，坐在路邊攤喝酒講幹話，生活難不難？無奈不無奈？當然啊，所以今天小菜多切一點，明天還是要想辦法賺錢。
「我要把我女兒當公主養，做什麼都好，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做工人」
「幹嘛，做工人也是有尊嚴的」
「尊嚴是要給有領固定薪水得人，像我們這種人的尊嚴，是看老天爺要不要給的」
—— 戲劇《做工的人》
「我們認識的工人，大部分都是用樂天的方式面對生活。」鄭芬芬描繪訪問時看到的工人面貌：「就是在講故事的時候，其實很悲慘，他也都會是笑笑地講給你聽，這是我覺得特別的地方。當然也跟創作習慣有關，你總是希望用親民、容易進入故事的方式，讓大眾貼近這群人。而且我覺得人生本來就是有悲有喜，大部分的人都是把悲劇當喜劇活著。」
林昱伶也想問，那為什麼觀眾在自己悲苦的情況下，只能去看另一個悲苦的故事？能不能用一種喜劇的方式，去打破某種既定印象，更何況所謂怨天尤人，也不是她們看到的現場，至少接觸過的工人朋友，即便悲慘，他可以嘲諷，可以樂觀，那是她們見到真實的部分。
所以問《做工的人》企圖在哪？有沒有要爭取勞權、是不是要為工人倡議疾呼、批判公家體制，林昱伶倒不這樣覺得：「其實只是透過一個好看的故事，讓觀眾看到這群熟悉的陌生人。當然如果，你透過一個好看的故事，能夠多理解一點點細節，工作或生活上的，或者是工地小知識，那就功德圓滿。」
工人們的故事，講的是人，不是工，同樣的故事與精神可能發生在不同職業工種上。因此某種程度上，她們會更希望傳達這部劇傳遞給大眾的，是能不能對工人這個職業有不同面向的想像與認識，能不能開始多注意與關心周遭的人？有時候多一點理解，就是很大的前進。
《做工的人》劇照｜大慕影藝提供
理性分析是必須，但勇氣會在必要時候出現
兩人在專訪中不斷吹捧（嘲笑？）對方是不怕死的人，拍這部劇對兩人來說，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重點是，她們也滿享受在其中的。
光是選工地題材就需要一定勇氣，要找到工地取景更讓劇組耗費心力，還必須讓演員攀上 29 層的施工大樓演出。這當中當然聽過不少建議，但也阻止不了她想說好一個故事。
「以前我拍戲的時候，不是上山下海，就是曬大太陽颳風。會覺得，為什麼我老挑難拍的題材給自己。算命也說過我，就是永遠給自己找麻煩的人。」鄭芬芬笑著自嘲，性格決定命運，怪不了別人：「我比較大的慾望是在，我想說一個好的故事，我想創作，我想有一個好的東西給別人看，那個過程當中我是快樂、我是有成就感，可是你光是要滿足這個慾望，就可能要犧牲很多東西。」
「聽起來像是擇善固執。」林昱伶下結論。
「但這善可能你聽起來是善，別人覺得你是傻。」鄭芬芬悠悠地回她。
「《做工的人》的在地性、小人物之間的情感，加上工人題材沒有地域限制，不管從哪個角度，理性分析之下，對我來說都值得去做。在節骨眼上，其實你就會忽略旁人給你的忠告，那些忠告也是為你好，譬如『你要接別的劇啊』『你要活下去啊』但這只是讓我判斷：喔！他們說的這些事情我已經知道了，那我們要怎麼調整，讓我可以做到想做的事？」林昱伶說道。
因為有想說一個好故事的慾望，她們選擇將周遭人的聲音轉為動力。於是在她們身上重新看見對勇氣的定義，就是明知有風險，甚至不一定會成功，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覺得該去做，然後你真的做了。
林昱伶笑說：「當然活到這個年紀，想做的事情不可能真的讓它死，因為太多人參與在其中，不可以。所以理性分析還是需要，但是必要時候，那個勇氣就出來了。」
看來感性的勇氣，也是必要的啊。
曾經有幾年，日劇紅到已發紫，韓劇接著來，美劇英劇泰劇不遑多讓，明明身處台灣，卻幾乎沒有台劇的位置。然而在台灣影劇界，始終有群人不放棄，找尋著能重新讓觀眾回到電視機前，好好看完一齣台劇的理由。
於是 trial and error，一齣齣優質台劇接連回歸，重新走入人們的日常，而她們心中的好故事也將逐一呈現給大眾。
好了，先不說了，這禮拜如果別人問你這週末要幹嘛，當然會回他：追台劇啊。
文字／JT 攝影／Jenni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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