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不可以把我當正常人？」《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我們看到精神病患者與家屬間糾結的關係，他們既想讓彼此更好，又經常無能為力。要如何陪伴家中「生病的人」？理解他身體與心理的疼痛，是重要的第一步。
善與惡，病患與家屬，孰是孰非？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下稱《與惡》）裡頭的思覺失調症患者應思聰（林哲熹飾）出院後到加護病房跟做完手術的爸爸說：「爸，加油，我也會加油！」的一幕，想必打動了許多觀眾。精神疾病患者的鬥志，也燃起了眾人的希望，但事實上，出院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挑戰。今天，筆者試著去細述精神疾病患者返家後與其照顧者家屬的困境與失望，以及能夠怎樣去陪伴彼此，保有希望。
病患端：你把我當一個人，可不可以？
在我的諮商工作中，一位個案 L 這樣說：「在我吃下第一顆精神病藥物後，我就沒有想過要離開醫院、去工作或結婚了。」要是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你的心，那很顯然，抗精神病藥物所代表的不只是緩解症狀的藥效，更是「我是精神病患者」的標籤，乃至於伴隨這個標籤而來的各種區別、認同、污名化、自我放逐……不管是平靜接受或是被無奈所逼。今天 L 能說出這番話，心裡絕對是走過好幾年的掙扎歷程。
回來《與惡》一劇，應思悅（曾沛慈飾）無疑接受了弟弟應思聰的狀況，所以把他當做「理應被照顧的病人」來看待。這份親情的關愛是很真實的，但為何當她說「吃完早餐要吃藥喔！」後，思聰如此生氣？其實，就像對待小孩時父母所處的位置，任何家屬都很容易不知不覺地落入父母般的位置，把病患看作是一個易受傷、脆弱、無法自抉、能力不適任的大小孩，也就是「主體性不足」的人、一個不完全的人。
圖片來源｜《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然而，就像青少年在發展成為負責任者的路途上，面對著父母管教與限制過多的心態，他們會以充滿違抗的獨立性來行動，以強烈的方式尋找一種「不會戰敗的主體性」的自我認同。就像家長們常聽到的：「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當做長不大的小孩？！」
如果這個自我認同、成為完全的人的過程一再失敗，受挫折的他們就會掉入憂鬱的情緒之中。就像應思聰生氣地說：「你除了吃藥就沒別的能講？你可不可以把我當一個正常人，當一般人，可不可以？你把我當一個人，可不可以？」這是人憂鬱地存在的吶喊，因為他感到自己的主體性是有缺陷的、不足的，不夠被尊重。
家屬端：我也不想這樣，但我能怎麼辦？
面對思聰的吶喊，姐姐思悅無奈地表達：「我也不想這樣。」家屬很多時候確實不想這樣，卻只能這樣。因為他們不知道怎樣處理更為恰當，卻瞭解到服藥是最為保險的做法，亦是醫囑，而且他們也盡力了。不忍心看見病情復發，也夾帶一定的恐懼，家屬很可能像思悅一般只求病患吃藥，才把滴劑混進米飯中。
一位精神病患者 W，他平常是有能力適任一些程序操作的工作，他期待這次住院調藥與休養以後能夠回歸崗位，找回自我成就感。只是他認為媽媽過度保護而不願意他復工。在一次晤談裡，W 媽媽其實很清楚孩子的想法：「我也不想這樣，但我能怎麼辦？」好幾次 W 都是因為在工作上表現不佳或遇到人際問題時病發，而 W 媽媽也快七十歲，疲於處理狀況。所以，她希望 W 能在家休養，或去做他不喜歡卻更簡單的工作。
圖片來源｜《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筆者並未說過病患或家屬孰是孰非，現實上，兩者都對！只是彼此所經驗到的感受不同。家屬是最清楚病患生活的人，是每次回診時讓醫師了解病患狀況的重要助手，所以他們的想法必須得到尊重。病患的感受亦是真實的，他們清楚自己受苦與在意的點，我們有必要聽見。只是其自我功能也確實受到疾病影響而下降，有時候像青少年般只有一頭衝動，對事情考量不周。
為此，既然大多數家屬都明瞭病患外顯的挫折點，看見他們像青少年般在「要求獨立」與「退縮依賴」之間轉換，那麼，家屬的做法也許要在兩者之間：
「父母付錢治療，讓孩子有能力（獨立）來挑戰自己！」（Winnicott, 1961）
也就是說，家屬要謹慎自己會不會以過度保護的姿態，限制了病患的自主性。要在現實的考慮中同時尊重病患的主體性，是不容易的。家屬不是撒手不管，卻要像在學步兒小孩身旁守候，在其失敗但能自己爬起來時多作鼓勵、在跌倒喊痛時給予依賴、在受傷病發時抱緊就醫。當中的拿捏與權衡，又需要每個家庭內彼此磨合適應。
陪伴之路：懂他身體與心靈的苦
精神疾病患者有著獨特的受苦經驗，抗精神病藥物所帶來的副作用也是真實的。在工作中，我聽過各種描述：視力模糊、思考遲鈍、肌肉無力、極睏和各種難以形容的身心異化感受（參考：錐體外症狀）。一位原本日漸穩定的病患 Y，因為藥物副作用而再次情緒不穩定，對醫護人員也變得不信任。 但神奇的是，當這些不適感在住院心理治療中被看見、被同理、被認真對待，Y 長出了忍受的能力，接受生病的耐心，並認識到藥物治療對康復之路的重要性。
由此可見，身體被藥物侵凌的異化感，加上心理被藥物標籤的缺陷感，都是一種對主體深深的衝擊。無怪乎《與惡》的思聰說：「他們根本不懂我要甚麼！他們沒有人懂我要甚麼！我到底做錯甚麼？為甚麼是我？為甚麼…」為甚麼是他得了精神病，這個問題答案也許沒有人能夠回應，但當中突顯了「懂他要甚麼」在家屬的日常相處中的重要性。
「當內在的心理困擾無法充分被他人所體察，常會使個體產生一種傾向，即過度重視那些無法令人滿足的環境。」（Klein, 1934）
這觀點可以幫助我們看見思聰為何跟大學同學工作時，過度重視那些批評的（幻聽）話語，即不滿足的環境挫折被放大，加上自主停藥而使得情緒不穩。思聰很希望完成自己的理想，更不希望自己變成拖油瓶，以至極力隱藏病患身份的痛，都需要被體察。飾演應思聰的林哲熹在一次受訪中說過，病患就像失去一半靈魂的人。我想，能找回另一半靈魂的，正來自「願意去懂」的力量。
圖片來源｜公視提供
最後，正正在於精神病患者對照顧他的原生家庭，帶來很實際且現實的巨大壓力，眾人都無處可逃。一如筆者在受訓期間所跟診的精神科醫師以其臨床經驗表示：有 1/4 的精神病患者甚至無法做簡單的工作，只能接受安置式照護。為此，我們更需要思考如何讓家庭從中得到援助與壓力緩解，況且一部份心理困擾又是由現實環境造成的：社經地位低、資源缺乏、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心理治療的配置不足……這都需要整個社會與政府一同努力，因為：
「我們不應該讓任何家庭因為孩子或父母的精神病而破裂」（Winnicott, 1960）
即使我們不一定能夠在照護精神病患者的路途上看見多少希望，但至少，我們不能被絕望擊倒。
--參考資料--
Klein, M. (1934). On Criminality. In The writings of Melanie Klein, Vol 1 (pp. 258-261). London: Hogarth Press.
Winnicott, D. W. (1960). The effect of psychosis on family life. In The family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1965) (pp. 88-98).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Winnicott, D. W. (1961). Adolescence: struggling through the doldrums. In The family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1965) (pp. 114-12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訪問〈林哲熹心疼病友：吃藥失去一半靈魂〉
（這是筆者有幸成為女人迷駐站作者後的第一篇文章，謹希望得到讀者的指教、也歡迎訂閱，更重要的是，要把這份與精神疾病患者相處的態度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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