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韓國檢察官徐志賢，在遭到檢察官安泰根性騷擾後，她因為舉報而遭到人事報復。她說，自己花了八年的時間，才知道這一切不是自己的錯。
「八年的時間，我不斷想是自己哪裡做錯了、是不是哪裡出錯了，非常痛苦。
所以我今天來到這裡，要告訴所有犯罪受害者、性暴力受害者，
我想跟你說，這絕對不是你的錯——
這件事我耗費了八年才意識到。」——徐志賢
2018 年 1 月 29 號，韓國電視台 JTBC 《News Room》攝影棚。
曾經揭露前總統朴槿惠閨蜜干政事件的記者孫石熙，坐在鏡頭前，訪問的是韓國檢察官——徐志賢，揭露了八年前遭到上級長官性騷擾，而司法界企圖包庇性暴力加害者、湮滅事件。
在這場近 20 分鐘的採訪，日後掀起了韓國長達兩年的 #Metoo 運動浪潮——從文壇到政治界、演藝圈、運動界，乃至於校園，無一不受影響，至今仍未平息。
徐志賢成為韓國第一位 #Metoo 運動就地鳴槍之人，然而每當她被稱呼是 #Metoo 運動的先鋒、代表人物時，她總是平靜地微笑，沒有接受也沒有拒絕。專訪當日，她仍舊神情沈靜，每字每句說得清晰：
「人們總說我勇敢。但我會說出來，不是因為我勇敢，而是因為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韓國正義殿堂，掩蓋了不義之事
2010 年 10 月 30 號，檢察官徐志賢出席葬禮，遇到了與法務部長同行的檢察官安泰根。席間，安泰根不斷對徐志賢性騷擾，摟住腰間、摸了她的屁股，身旁不僅有法務部長，亦有眾多檢察官，當下她只不斷的閃躲，顧不及公開。
「剛開始，我打算在檢調內部解決這個問題。」徐志賢說。當時她向檢察廳上級表示，要求安泰根能道歉，事情卻無疾而終，接下來回應她的，是不正當的人事命令：2015 年，她被無預警調職，從首爾北部地方檢察廳指派到慶尚南道的統營地方檢察廳。
弔詭的是，在命令下來以前，她才剛獲得上級的稱讚，徐志賢也在 JTBC 的訪問中表示，這樣的處分命令任何人都會覺得不對勁。
於是在 2018 年 1 月 29 號，徐志賢首先在檢察官內部網路釋出一篇文章 "I Have A Dream（我有個願望）"，指控安泰根性騷擾，其後有 JTBC 的採訪報導出現：「去年上電視節目揭露上級性騷擾，其實我是非常害怕的，因為被害者不僅要告訴大家名字，自己的臉也必須被看到。然而當時的韓國社會，普遍不是批判加害者，而是批評被害者，所以當這類事情發生時，被害者常常因為害怕受到二次傷害，便選擇忍耐。」
「但是我無法忍耐。檢察組織應該要是最充滿正義的地方，他們卻選擇隱瞞這件不義的事，這一點，我再也沒辦法忍受。」徐志賢對結果充滿疑惑，反問自己：「檢察官這個職業，本就該伸張正義、保護被害者。但我作為一位檢察官，為何連自己被傷害都無法解決？」
國家的正義殿堂，卻將性騷擾事件視作無所謂，莫大的諷刺，讓她無法坐視不理。
揭露之後：我一直想表現出幸福的樣子
我問，看見你在其他的採訪，看起來很堅強，很勇敢，會不會有人因此懷疑你不是「受害者」？徐志賢微微點頭，說：「普遍來說，不僅是法院要求露出『受害者』該有的樣子，社會也會如此要求。不夠痛苦，法律就不會相信。」
她思考了一下，緩緩說：「但是我覺得，受害者一定要比任何人都幸福。所以我努力表現出幸福的樣子，不要表現出痛苦的樣子。」
她不願做別人眼中典型的受害者，而是想要流淚就流淚，覺得快樂就能肆無忌憚的笑。作為她人口中的「受害者」，她有權決定自己該以什麼樣貌及姿態出現，並且在日常生活裡，慢慢的去找回力量與復原。她的所做所為，不是為了取信於誰，而是堅信事實是如此，司法就該如何回應。
那一刻我想到了某些人，例如伊藤詩織，例如崔泳美，她們總說，不是勇氣而行動，而是不得忍受、不得不為。於是擔起了異常沈重的包袱與眼光，有的是批評與謾罵，可越是害怕，她們越是撐起笑容，不願落入這個社會對受害者的單一想像。
儘管事件被公諸於世，龐大民意壓力使得南韓法務部不得不行動，然因案件追訴期已過，檢察官無法以性騷擾起訴安泰根，且2017 年安泰根即因貪污醜聞而遭革職，偵辦難度將提高。後來檢察官改以濫權罪起訴，表示任意調職一事造成徐志賢內心極大傷害。
而在 2019 年 1 月 23 日，安泰根因濫權罪被判 2 年有期徒刑。
儘管舉報，真正被受理或定罪的還是少數
當 #Metoo 運動推動受害者出聲，司法是否能夠創建一個相對完善的制度，來給予受害者幫助？
我們問起韓國性別現況時，她從包包裡拿出整理好的筆記，上頭佈滿數字。她不疾不徐地說，接下來想用檢察官的身份，來談談韓國問題。
她指出，韓國近幾年性犯罪情況嚴重，最大的問題出在司法體系：儘管受害者舉報，被受理或定罪的僅有少數。她表示，在韓國，遭到強暴的受害者有 70% 是女性，但是有 65% 加害者的處罰僅為罰款；延伸至親密關係裡的暴力，更是難以被處理的犯罪問題，37% 的家暴受害者會選擇報案，但多數不被受理，因家暴仍舊被警察認為是「家務事」。
這些統計數字也僅是冰山一角，龐大的黑數未可知。
在 TIME 的影片報導中，徐志賢曾經說過：
「如果有人問我，在韓國生為一位女性，是什麼樣的體驗。我會回答：『一個即便重生，你也不會希望生而為女性的體驗。』」
根據 OECD 公布的數字，自 2000 年起，韓國的男女薪資差異就不斷維持在 30% 以上，是 OECD 國家平均的兩倍：「就業市場也是男女差異大，公營企業不惜在成績動手腳，只為不錄取女性。即便進到企業裡，因為育兒而辭職的人也很多。韓國社會認為家事與育兒是女人的事，這個觀念根深蒂固。」
生為女人，生而為韓國女人，性別如同原罪。可是她相信，女性的聲音，從來不因一時的埋沒而消失：「韓戰之後，女性擔任的角色日漸重要。1990 年代，韓國女性是第一個出聲譴責日本慰安婦行為的人；2016 年，有文壇內部揭露的性騷擾；2018 年後則有正式展開 #Metoo 運動。」她肯定地說著。會有改變，也必定有改變。
徐志賢在韓國開啟的 #Metoo 運動，但最終目標，是希望有天不再有 #Metoo，因為那個未來，不會再有人受到壓迫。
在寫專訪的當下，我回憶起了她在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閉幕式上的演說，
她說她曾有個夢想，是成為正義的檢察官。
現在她則有另一個夢想，是夢想自己能夠活在一個，不再需要 #Metoo 運動的世界。
編輯後記
徐志賢的身體狀況一直不是很好，她在專訪中提到。訪談結束後，我們嘗試錄了影音，不確定她會不會感到疲倦，於是問她能不能補錄幾段話。
徐志賢笑了起來，開玩笑說當然可以：「我可以錄一輩子！」
我於是想起了那些將自己經歷說出口的女性，站出來的時候，像是早已準備打一輩子的戰爭，是自己對心魔的，自己對抗社會不公的，這場戰爭有了開頭，就不會隨意停止。
在我眼裡，她們就像女戰士，即便說著自己不勇敢，仍是能夠走到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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