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究竟是如何形成？和生活際遇有關嗎？還是生理作用形成？罹患憂鬱症的作者一面寫書，一面追尋解答。
文｜約翰．海利
我 18 歲時吞下人生第一顆抗憂鬱劑。那天，陽光微弱，我站在倫敦某購物中心藥局外頭。藥錠是白色的，小小一顆，吞下後會感受到一個化學的親吻。
那天早上，我去看醫生。我跟他說，我怎麼想也想不出有哪一天不想哭。打從小時候——在學校、大學、在家或跟朋友在一起時——我常必須抽離一下，把自己關起來哭。那種哭，不是滴個幾滴淚而已，而是踏踏實實地哭。即使沒掉淚，我心中仍不斷響起焦慮的獨白。我會自責：都在你腦裡。要跨過去。不要這麼懦弱。（延伸閱讀：輕鬱症患者自白：我常譴責自己「根本不痛苦，少無病呻吟」）
這一切，讓我當時不好意思談起，現在也羞於敲鍵托出。
如果有人問，我會跟他們解釋憂鬱症是大腦疾病，解藥是「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SSRIs，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後來當了記者，我在報上撰文對大眾耐心說明。我將持續回流的悲傷解釋成治療過程的必經之路——大腦裡的化學物質會用盡，無法控制也無從了解。我會說謝天謝地，藥物很有效。看看我，我就是實例。雖然腦袋裡三不五時會質疑，但只要多吞一兩顆藥，疑問就快速拋在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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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有一套說帖。其實我現在知道，這個說帖分兩部分。首先是憂鬱症病因——大腦失能，血清素濃度不足或大腦硬體出了亂子。第二是解藥，也就是藥物，藥物會修復腦內化學狀態。
我喜歡這個說帖。這說帖對我來說是合理的，也引領著我的生活。（延伸閱讀：被情緒綁架！憂鬱症不是無病呻吟，而是生理疾病）
三年前我開始寫這本書，因為我還是有些謎題沒有解開。那些謎，是我長期信服的那一套所無法解釋的，我想找出答案。
來談第一個謎。服藥了幾年後，某天我坐在診間，向治療師訴說我感激抗憂鬱藥物的存在，讓我快活。他說：「怪了，我看你還是憂鬱呀。」我不懂他的意思。他繼續說：「你常常都是憂鬱的。在我看來，跟你服藥前的描述沒有差太多。」
我耐心跟他說明那是他有所不知——憂鬱症是血清素不足所引起，所以我要提高血清素濃度。我心想：「這些治療師到底受過什麼訓練了？」
這些年，他不時會溫和地提出這一點。他說，提高劑量就會迎刃而解的想法與事實不符，因為我多數時間還是心情低落，充滿著憂鬱和焦慮。
過了好幾年，我終於聽懂他當時說的話。因為，吃再怎麼高的劑量，抗憂鬱藥物都壓不住我的悲傷。一開始，化學製劑確實有明顯的緩和效果，但當那個防護泡泡散去，刺痛的不愉悅感會再度回來。強烈的念頭不斷出現，說著人生了無目的，所做的一切不具意義，只是浪費時間。焦慮感揮之不去。
因此，我想了解的第一個謎是：為何服用抗憂鬱藥物還是會憂鬱？我樣樣做對了，卻還是有些不對勁，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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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十年來，有件怪事發生在我家。
打從小時候，我就有印象廚房桌上有好幾個藥罐，上面有我看不懂的白色標籤。我寫過家中有藥物成癮的問題，以及在我非常久遠的記憶裡我曾努力要搖醒親戚，但沒有成功。幼年時，主宰我們的生活並不是禁藥，而是醫生開的藥——舊款抗憂鬱劑和鎮定劑，如煩寧錠（Valium）。有了化學物質幫我們微調，日子才過得下去。
我說的怪事是，隨著我的成長過程，西方文明在用藥這件事情上，追上了我們家。小時候跟朋友在一起時，我發現別人家並不會照三餐吃藥。沒有人用藥物來鎮定、鼓舞或對抗憂鬱。我才知道，原來我家的狀況並不尋常。
慢慢地，隨著時間推移，藥物在日常生活中愈來愈稀鬆平常，不管是醫生開的、經核可的或建議服用的藥物。時至今日，藥物處處可見。在美國，每五位成人就有一人因心理問題服用至少一種藥物，法國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服用合法精神異常藥物（如抗憂鬱藥），而英國可說是全歐洲用量最兇的。
抗憂鬱藥物幾乎讓你無所遁逃——科學家在西方國家的自來水中發現抗憂鬱藥劑成分，因為抗憂鬱藥物的服用者眾，排放後又無法從日常飲用水中過濾。確實，到處都充斥著這些藥物。
昔日異事今已司空見慣。人們也沒有多討論，就接受了周遭很多人得用強效藥物對抗憂鬱，以正常過日。
我第二個疑惑是：怎麼會多出這麼多明顯感覺憂鬱和嚴重焦慮的人呢？是有什麼改變嗎？
31 歲是我成年後第一次完全不吃藥。治療師的溫柔提醒——我雖然持續服藥，卻仍覺得憂鬱——我聽而不聞了 10 年。一直到人生遇到危機，無法甩開壞心情，我決定要聽他的。我把手上最後一包克憂果沖進馬桶，覺得我心頭的疑問像月台上等待接送的小孩，等待著我去注意。我為何依然憂鬱呢？為什麼這麼多人跟我一樣？
然後，我又發現第三個謎團：除了腦內化學物質失調外，有無其他原因會導致憂鬱焦慮呢？
曾有好幾年的時間，每當我開始研究這些謎題，看科學報告、和這些報告的作者對話，我就會退縮。因為他們說的事讓我亂了陣腳，使我更焦慮。我在我的著作《追逐尖叫：橫跨 9 國、1000 個日子的追蹤，找到成癮的根源，以及失控也能重來的人生（Chasing the Scream: The First and Last Days of the War on Drugs）》有討論這部分。
聽起來可能有點扯，我覺得訪問墨西哥毒梟殺手比調查憂鬱和焦慮的起因容易，推翻我用來解釋我的情緒、感受和這些感受從何而來的說帖，對我而言是一種危險。
終於，我決定停止視而不見。於是花了 3 年，旅行 6000 多公里，在世界各地做了 200 次以上的訪問，對象是全球最重要的社會科學家、歷經憂鬱和焦慮幽谷的人、痊癒者。我去了許多本來想都沒想過的地方，如印第安那州的阿米希村（Amish village）、柏林一個勇敢抗爭的公宅社區、巴西某個禁止廣告的城市，以及位於巴爾的摩、運用創新方法帶領人們回溯創傷的實驗室。這些見聞讓我重新修正我的見解——對於我自己、對於蔓延在我們文化中的悲傷。
當我研究這 9 個憂鬱和焦慮的起因時，我又有其他發現。過去，只要寫憂鬱和焦慮的文章，我會開宗明義地說：我不是在談不快樂。「不快樂」和「憂鬱」天差地遠。對憂鬱者來說，最火大就是有人叫你振作、開心一點，或教你開心的方法，彷彿你只是最近生活不順遂。（推薦閱讀： 只會加油、努力、好起來？面對憂鬱症患者，關心請換種方式）
我一面研究這些證據，一面又看到一件不能忽略的事。
會加重憂鬱和焦慮的因素也會讓人不開心。不開心和憂鬱間有某種連結存在，但兩者還是非常不同，就像因車禍失去一根手指跟失去一條手臂、仆街和墜落懸崖，都是不同但有關聯的事件。
我逐漸明白，憂鬱和焦慮像矛最尖銳的邊緣，刺入我們文化中絕大多數的人。因此，本書的諸多內容，就算非憂鬱或嚴重焦慮者也會覺得認同。
本文摘自約翰．海利的《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重新與世界連結 走出藍色深海》。由康健出版授權原文轉載，欲閱讀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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