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的韓國娛樂圈風波不斷，從 BIGBANG 前成員勝利的夜店事件、老司機群組的鄭俊英、到女星雪莉、具荷拉自殺等。一連串藝人的負面消息不斷傳出，讓大眾開始關注這個靠著 KPOP 紅遍全球的國家，在光鮮亮麗的外表下藏有的隱性問題。
2019 年的韓國娛樂圈風波不斷，從 BIGBANG 前成員勝利的夜店事件、老司機群組的鄭俊英、到女星雪莉、具荷拉自殺等。一連串藝人的負面消息不斷傳出，讓大眾開始關注這個靠著 KPOP 紅遍全球的國家，在光鮮亮麗的外表下藏有的隱性問題。
2019 年 11 月 29 日，韓國法院對「老司機群組」事件中的兩位男星：鄭俊英與崔鐘訓，做出裁決。分別判處 6 年和 5 年有期徒刑。過去韓國法院對性侵罪的量刑約介於有期徒刑 2 年到 5 年之間，但犯下多起性暴力、偷拍案件的鄭俊英一行人因被認定罪行為「特殊性侵罪」而遭到加重判刑。（細節請見：性別快訊｜老司機群組事件：勝利上銬、鄭俊英認罪盼和解）
而韓國廣大網友對判決結果感到不滿，紛紛表示「他們殘忍的行為與給受害者帶來的創傷相比，這樣的刑責根本是太便宜。」
社會事件的成因與影響之大，今天，讓我們從在鄭俊英與具荷拉事件都佔有一席之重的「偷拍」文化談起。
具荷拉的死亡，從來都不只是憂鬱症
11 月 24 日，韓星具荷拉被發現死於家中，雖然經紀人過去曾表示具荷拉患有憂鬱症，但目前仍沒有人能完全確定具荷拉自殺的確切原因。再加上 2018 年她與前男友崔鐘範的互毆、性愛影片威脅等事件，更讓具荷拉的死因不那麼「單純」，也許讓她痛苦的不只是憂鬱症，還有始終無法放下的，偷拍陰影。
將時間軸拉開來看，具荷拉與前男友的紛爭整理如下：
2018 年 10 月，具荷拉與前男友爆出互毆事件、性愛影片外流事件，重挫演藝事業。
2019 年 1 月，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對崔鐘範進行了不拘留起訴，具荷拉也因涉嫌故意傷害，受到了緩起訴處分。
2019 年 8 月，韓國法院判處崔鐘範恐嚇、強迫、傷害、毀壞財物等罪名成立，判其有期徒刑一年半。
注意到了嗎？法院對崔鐘範判處的罪名之中，並沒有「非法拍攝」這一項。韓國法院當時認定，拍攝影片的當下，兩人正處於戀愛關係，所以即便女方不知情，也不算「非法拍攝」。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這背後的邏輯，是不是代表當女性進入一段戀愛關係，就失去隱私權？而且那失去的隱私權、你所需要的正義，司法也不會幫你討回來。
設想你就是具荷拉，當社會不停嚷嚷著「卡」、「等老司機帶路」想一窺你的性愛影片的同時，法院又告訴你，這不是非法喔，你的前男友並不會因為「偷拍」而得到任何罪刑。你能怎麼辦？具荷拉就算是因為憂鬱症身亡，難道憂鬱的原因與韓國社會對女性不尊重沒有任何關係嗎？
我們不會，也不應該，把具荷拉的死亡，單單歸咎於個人原因。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偷拍案件太多了，多到不值得當回事？
具荷拉死後一週，外媒 BBC 以〈具荷拉自殺與韓國偷拍視頻陰影下的受害者〉為題，訪問了韓國律師安瑞妍（音譯）對偷拍文化的想法。安瑞妍表示「作為一個公共辯護人，我對我們社會裏隱藏攝像頭的存在之廣感到震驚，它存在於道路上、地鐵裏、公園中，在我們社會的每個角落中。」
過去兩年內，韓國警方接獲投訴的非法偷拍案件超過 1 萬 1200 件。有部分人士認為有很多人其實儘管被偷拍，也不敢向警方報案，因此這個數字也許只是保守值，實際案件應該遠遠超過這些。
「是的，非法拍攝的判刑太輕。因為這種案件太多了。因為太廣泛以至於他們（法院）不把這種事情當回事。這同時也是因為男性沒有這種經歷。」律師安瑞妍說道。（推薦閱讀：我的身體你的慾望，「偷拍」真的無法可管嗎？）
在韓國社會裡，非法偷拍的受害者大部分是女性。而法官絶大多數是男性。面對這樣「男性主導」的司法體制，安瑞妍有感提及「我們確實是在一個男性主導的法院體系，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
圖片｜來源
性犯罪受害者髒了，就是蕩婦，是塊破布
在韓國，當你就是被非法拍攝的主角本人，要爭取正義與真理的路，可能沒有那麼輕鬆。以具荷拉決定訴諸司法途徑為例，當時的她就必須多次出庭作證，一次次闡述那些令她不舒服的往事——更遑論當時「具荷拉 影片」還一度登上韓國入口網站熱搜詞，社會確實忽略了女性所感受到的恐懼與不安。
儘管有不少網友為具荷拉聲援，甚至站上街頭、向青瓦台請願，但韓國仍然是一個保守的父權社會，要真正看見轉變沒有那麼快。韓國社會學家李娜英也在 BBC 訪問裡提到，韓國性犯罪的受害者通常會被污名化。「她髒了，是蕩婦，是塊破布。一旦貼上這樣的標籤，她一輩子都是蕩婦。哪裏有人可以承受這種負擔？」
2018 年，有數以萬計的年輕女性走上街頭，她們高呼「我的生活不是你的 A 片」，呼籲政府應該嚴厲打擊偷拍犯罪行為。雖然實際上司法改革有限，但至少韓國女性已經開始意識到，她們可以站出來，她們可以勇敢為自己發聲，取得應有的幫助。（推薦閱讀：性侵議題的 B 面：我偷拍，但沒有人一出世就是變態）
律師安瑞妍表示，女性獲勝的官司也正在變多。更說道「我們經歷的苦痛在增多，但韓國年輕人能力很強，她們的社會意識也在很快增長。我們的法律系統反應也很迅速，所以我對正在發生的變化比較樂觀。」
並且認為，最大的改變力量，需要來自韓國社會內部。「改良司法系統是第二步。最重要的進步需要來自社會和文化的意識。如果大家和社會不提出質疑，不提出更高要求，國會、警察和法庭也做不了多少。」
最後，回到偷拍文化的咎責上，當我們在討論「輕判加害者」時，是希望反映目前社會的集體不重視，進而去思考可以如何加強重視，甚至從源頭改變。 一如那位韓國律師說的，司法改革只是第二步，最重要的還是整體社會和文化意識的轉變。
所有性犯罪的發生，也許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也可以現在就開始，為其負起責任，從關注與重視開始。
資料來源：
[1] Goo Hara and the trauma of South Korea's spy cam victims／BBC／2019/11/28
[2] 韓國歌手鄭俊英和崔鐘訓因強姦醉酒女性被判刑／BBC 中文網／201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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