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2 月，一名輔大哲學系教授被學生控訴，指長年利用教職權力，同時與多名女學生交往。且據媒體報導，至少有 1 位女學生在過程中疑遭權勢性侵。隨著越多案件浮上檯面，我們察覺，輿論對 #METOO 事件的成敗評價，往往朝權勢性侵的定罪與否來判斷。但其實在性侵發生前，我們就常被迫進入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作為女性主義者，我並不完全反對師生戀、辦公室戀情，我甚至理解這種不平等，有時也是愛的成因。不過，愛應是「共識」，而非單方給的「假設」。這也使人驚覺，關於 #METOO，我們能動員的詞彙，能說的故事，依舊太少。
校園權勢性侵案，問題在哪裡？
今年 2 月 1 日，在 Dcard 論壇，輔大哲學系一名教授被學生貼文控訴，指控他利用教職權力，同時與多名女學生交往，且女學生之間，彼此毫不知情。根據壹週刊報導，目前已確認曾與該教授交往過的的女學生至少 4 人，而且至少 1 人在過程中疑遭性侵。
隨著越來越多權勢騷擾案被放上公領域討論，我們想說的是，當權勢騷擾案層出不窮，我們也漸漸看到 #METOO 運動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輿論對 #METOO 事件的成敗評價，往往朝權勢性侵的定罪與否來判斷。但其實在性侵發生前，我們就常被迫進入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彷彿只要以「愛」為名，一切脅迫都會被輕易合理化。
這也意味著，關於 #METOO，我們能用的詞彙還太少，要談的事情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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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METOO ，我們曾談過什麼？
認真說起，從 2017 年 10 月，#METOO 運動至今已一年有餘，但我們發覺，能夠使用的詞彙，其實還不多。從林奕含案、伊藤詩織案、到鈕承澤案，#METOO 最常被提及的面向，仍是「權勢性侵」。（並且，即使受害者已勇敢說出性侵經驗，要得到關注，仍是困難重重。延伸閱讀：#METOO 專訪伊藤詩織：打破日本性侵沈默，我賭的是誰會相信我）
這讓那些已經被說出來的 #METOO 敘事，逐漸變得相似。
不過，我們不禁想問，難道沒發生性行為，就不涉及 #METOO 嗎？也讓一些遭權勢騷擾的受害者覺得，我沒有被性侵，我只是被騷擾，有點不舒服，甚或心裡常常閃過疑惑，我自己這算是性別暴力／#METOO 的受害者範疇嗎？
但它當然是。
你或身邊的朋友，可能都聽聞過這樣的經驗。
有教授因某女學生上課常遲到，單獨約吃飯，說得面談課業情況。地點選在義大利餐廳。女孩赴約，發現用餐期間根本沒談什麼課業，他只是全程對女孩閒聊私生活，吹噓教過的學生現在赫赫有名，可替她引薦。
這是性騷擾嗎？可能搆不上，但它確實根植於一種權力不對等的關係脅迫。而這件事往往也被視為對方的試探，受害者的不知如何反應，也常被加害者視為默許。
也有男主管愛跟異性下屬玩平等遊戲。辦公室屢屢強調，我們雖是直接上下屬關係，但心裡是平輩，是朋友，要彼此學習。私底下當然也單獨約女下屬出遊，半夜傳 line 閒聊。當被質疑，最好的擋箭牌就是：「因為我們是朋友。」
這是性騷擾嗎？可能也不算，但同樣是上位者利用權力不對等關係，替自己謀利的行為。政大傳播所教授康庭瑜在〈誘姦者的慾望與文明的暴力〉一文，曾描述權勢騷擾中，單方的「虛假合意」如何被形塑：
我甚至覺得，不是所有以奪取對方自主和純真為主題的性，都是不好的性，但有一種位高權重的人，是利用資訊和武器的不對等來進行奪取。這個奪取看起來是合意，但這是「虛假的合意」。（中略）這些狩獵者遭受批評就大喊這個社會恐性。他們錯得離譜。我們並不恐性，我們恐懼的是資源位置不對等的性協議。名為協議，實為脅迫。
並且隨著這些事件，我們發覺，所謂虛假的合意關係，通常還伴隨著一些特徵：
（1）假平等：對弱勢方宣稱彼此是平輩，是朋友，關係平等。但事實上若從結構端檢視，當然沒有。
（2）壓力：通常不會告知弱勢方，你有權利自主喊停，而不會遭受情感與權力懲罰。
（3）脅迫：當弱勢方試圖拒絕，他們會明示或暗示你，可能因為他的權力，失去或減少某些生存機會。
（4）宣稱出於愛：當脅迫發生時，甚至對弱勢方說，這些踰矩的行為是出於愛，出於「你很特別」。
這樣看似表面合意發展出的關係，實則缺乏足夠的正當性。它們可能都不是性的脅迫，但它絕對是關係的脅迫。但在 #METOO 運動中，我們想得到用來描述的字眼，仍然只有權勢性侵。
其實，早在「性侵」行為發生之前，我們就已經被迫進入這一連串不對等的關係裡了。
合意的 SOP，大多還只在於性行為中
現代婦女基金會曾接受女人迷專訪時（延伸閱讀：專訪現代婦女基金會：女生的性語言很少，連說爽都很困難，怎麼說被侵害？）曾提到：
只要回想生命經驗，就會發現，女生的性語言很少。我們很難開口去談自己的慾望，去談自己哪裡舒服，去談自己其實不要，談性有很深的羞恥感。
在性行為中如此，關係中當然也同理。當一個女性能夠描述受權勢侵害的語言還很少，她被老師吃豆腐，被上司騷擾，她只知道自己不舒服，她不知道怎麼描述自己的不舒服。她甚至不確定自己會不會被世界相信。
女性主義社群逐漸意識到，社會不只需要的新的性邀約語言，來確認「合意」。不只該強調「積極同意權」(Only yes means yes)，我們說做愛像邀請對方喝飲料，對方隨時有拒絕的權利。（延伸閱讀：沒拒絕就是願意？18 張圖讓你認識性同意權）
同樣地，社會也需要新的語言來描述權力不對等的關係。讓更多受害者理解：
即使妳沒有被性侵，但妳仍然是權勢騷擾的受害者。妳有權利可以說出來。
愛是共識，不是單方面的假設
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其實並不完全反對師生戀、辦公室戀情，我甚至理解，這種不平等有時也是愛的成因。不過，愛應該是「共識」，而非單方面給出愛的「假設」。
不可諱言，現階段社會還需要一套更明確的方式，讓更多不同經驗的 #MeToo 敘事都能被坦然說出。畢竟不只是弱勢方，強勢方也時常無所適從。他們困惑，一段看起來很好的關係，如何變成單向權力加害的結構？
而至於具體的作法，則是必須開啟更多的故事，使 #MeToo 運動的核心──權力不對等的結構，因為這些不同角度的對話而慢慢浮現：
1.說出更多新的 #MeToo 故事，不只權勢性侵受害者，也包括權勢騷擾受害者、加害者、甚至包括旁觀第三人的故事。
2.使用更多新的詞彙，例如權勢騷擾、虛假合意、性自由的脈絡化，來明確描述這些情境。
「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伸手去指。」賈西亞‧ 馬奎斯在《百年孤寂》寫道。但是我們理解，權勢騷擾的世界一點都不新，它很陳腐，還很險惡，時常推陳出新。只不過在歷史上，從未有人曾試圖大規模地替它們命名。
日本記者池谷孝司在作品《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中提到，#MeToo 問題的解決，從不在於要處決單一加害者，而在於改變體制。
我們相信，改變體制不代表盡量怪罪歷史共業，沒人承擔。而是承擔的方法是，我們透過打開各種性別暴力敘事，盡可能地看見現象，幫助我們理解體制，產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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