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7日 星期二

女人的阿拉伯之春:上街爭取公民權,卻遭政府動員暴民撕碎衣服與強暴

《女性面對的戰爭》選摘,細看埃及阿拉伯之春,女性上街爭公民權,卻遭政府動員暴民撕碎衣服與強暴,現況如此,革命之路仍會持續下去。

她去那裡做什麼?

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給我留下驚豔的回憶,女性在該時期的卓越事蹟使我振奮而且驚嘆。幾乎每個晚上,BBC的新聞畫面裡,那些才智過人的女記者和評論員以有力陳述,站在開羅解放廣場上方臨時搭建的攝影棚,用一口完美英文,微笑著向外界解釋開羅正在發生什麼事。攝影機往廣場的方向俯攝,眼前是多麽罕見的畫面:女人和男人並肩站著,一同呼喊革命口號。十八天當中,群眾奮勇抵抗軍隊的子彈,那麼多條生命犧牲了,直到他們最終達成目的──終結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長達三十年的暴政統治。

作家和普立茲獎得獎記者赫達芙.蘇維夫(Ahdaf Soueif)曾在《衛報》的定期專欄上評論此一現象。「隨著革命發生,我們重回了『騎士精神時代』。十八天埃及革命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街道和廣場上沒有發生任何一起騷擾事件。女人忽然間自由了,一個人自由地走路、與陌生人交談,自由選擇要不要用長袍遮住臉,自由地抽菸、大笑、放聲哭、睡覺;每一位男人當下的工作就是支持她們、保護她們、幫助她們。我們稱之為:廣場倫理。」(推薦閱讀:專訪亞歷塞維奇:戰爭沒有女人的臉,卻是她們扛起了戰爭

這是劃時代的成就。在埃及,女性到公開場合參與示威活動而遭到侵犯,已是眾所皆知的常態。二〇〇五年,群眾走上街頭抗議穆巴拉克操弄選舉結果
的粗劣手段,政府派出經特訓的冷血暴徒以不同策略個別對付示威的男人和女人。據蘇維夫所述:「他們毆打男人,但對女人,就抓住她們撕裂衣物後施暴,同時對她們上下其手;影射『參與街頭遊行的女人就是想被摸』的想法。」

不過,「騎士精神時代」到了二0一一年還是出現問題。二月十一日,埃及革命的起義第十三天。對三十九歲的美國CBS新聞首席駐外記者蘿拉.羅根
(Lara Logan)和她的團隊而言,那天只是在解放廣場報導起義事件的另一個尋常工作日。廣場上群情激奮,因為穆巴拉克前一日宣布將職權交由副總統理,儘管他仍拒絕放棄總統頭銜,但辭職下台顯然已經無可避免。

廣場上的抗議者歡欣鼓舞,勝利似乎已然在望。上百萬名陸續湧入的群眾加入示威癱瘓開羅市中心;群眾與記者都還不知道穆巴拉克將在當天稍晚宣布
下台。同時間,CBS 團隊正在進行即時報導──拍攝興奮的人群,並探討事件下一步進展。羅根經由翻譯問道:「誰將出線取代總統?需要擔心軍事政變嗎?」

「⋯⋯忽然間,在我還來不及明白發生什麼事,有手從身後伸過來抓住我的胸部和跨下。我的意思是,並非一個人做完,然後就停了──感覺像是一個
人,接著另一個,又再來另一個人。我知道保鑣雷伊就在旁邊,他抓住我大喊『蘿拉,抓緊我,抓緊我!』」但她接著就被暴民拖離團隊約達半個小時之久。⋯⋯我的襯衫、上衣全然碎毀。襯衫拉扯至脖子附近,胸罩扯下的瞬間我感覺到了。他們扯開金屬釦環,因為我感覺到了空氣,風掃過我的胸部、我的皮膚。他們扯下我的衣物,他們真的將整條褲子撕爛,連同我的內褲也脫了。當我即將被剝光時,抬頭一看,他們正用手機對我拍照,我看見手機的閃光燈。

幾週後,羅根回到 CBS 位於紐約的演播室描述這段經歷。她說「使我真正害怕的是,他們的冷酷。看我受害,他們樂在其中,甚至刺激他們變得更殘暴。」「整段過程中,」大量暴民,約兩百到三百人,「他們用手強暴我。」

這件事隨後變成世界新聞頭條。我們女記者大多曾遭遇民眾淫猥的言語挑逗,或者不安分的觸碰,有時候還來自外派任務中所雇用的當地司機或幫手。不過,我們多數人不計一切在拚命──這個伊斯蘭世界從來都是男人至上,直到最近才開始些改變──擔心自己會喪失下一次的外派採訪,因此很少有人開口抱怨。

羅根的受暴事件值得讓世人看見。這麼可怕且令人震驚的暴民攻擊,幾乎已成為解放廣場上的常態。羅根承認,當時她確實不知道女性在埃及或在其他
國家經常得承受如此嚴重的騷擾和虐待。「假如我知道這種事,我必然更加謹慎。」她說,「一旦女人遭受並被迫臣服於這樣的侵犯,她們在社會上的平等地位便受到否定。公共場所不再屬於她們,男人掌控一切。這再次確認了男性的壓迫者角色。」

然而,是什麼因素引發這些攻擊行為?上百名抗議者在民主示威運動的最初幾天喪生,穆巴拉克後來也因預謀殺害和平抗議者而接受審判。有些在革命
頭幾天就參與運動的女性跟我說,抗議者的組織與型態到後來出現質變。起初,理想主義領導人非常歡迎女性加入行列,也就是革命早期稱作「騎士精神時代」的階段;不過後來這些年輕人許多都遭到殺害或逮捕,漸漸的由暴民接管一切,而軍隊則挑選容易攻擊的女人做為目標。

我抵達解放廣場,是在羅根遇襲的一年後,我想調查敢於挺身抗議的那些女性後來的遭遇。二〇一二年二月,解放廣場上瀰漫淡淡的淒涼,一年前上萬
人群占據的場景已然不再,如今只有幾百人在廣場上閒晃,舉目是餐車,為總統候選人拉票的小攤,與成排成排的罹難者和失蹤者照片。現場女人幾稀,那些在革命開頭幾天與男人肩併肩抗議的人都消失了,還受到暴民與軍隊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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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車來到灰濛濛的開羅郊區,在軍事法庭外面等待莎米拉.伊布拉辛(Samira Ibrahim)。在一次攻擊事件中,十六位女性在解放廣場上遇襲,她
是唯一挺身舉發肇事士兵的人。我看著她穿越重重巨門,通過檢查站,最後走出軍事法院大門。她相當沮喪。「他們不想聽我的故事,」她說,「他們說我是騙子,蕩婦。」

我們所有人擠進一輛小車展開一段八小時的車程前往開羅參加庭審──司機、翻譯、攝影師東尼、攝影器材、我、莎米拉,以及陪同她的妹妹。最後莎
米拉坐在我的腿上,我很少與受訪者如此近距離接觸,不過這是讓她抒發憤怒和失望的好機會。「完全是政治操作,」她說,「他們延期是為了尋找更多證人來幫助士兵。不過,這對我來說或許也是好事。」她說著笑開了嘴。「現在我要將罪名從傷害罪改成性虐待,因為那確實是性虐待。」她補充道,「搞不好當天跟我一起受害的某個女孩也會回來出庭,誰知道呢?」

大夥陸續下車直接返回我的飯店房間。趁著東尼架設照明設備,準備小型演播室讓我採訪莎米拉的空檔,我們點了總匯三明治和可樂坐在床上吃晚餐。
因為莎米拉要趕搭巴士回家,我只有一、兩個小時可以使用,時間相當緊迫。為了更深入理解她這個特別的人,我提出請求到她位於上尼羅州的家訪問──二十五歲的女生,怎麼有勇氣與埃及軍方較量?但她拒絕了。「父母儘管支持我,卻也相當難做人。若有記者跑到村落家中,鄰居們可能會找我們麻煩。」

二〇一一年三月九日,國際婦女節這一天,將永遠烙印在莎米拉心中。六週之前,她和朋友爬上一輛不太舒適的巴士,從村子出發前往開羅參加民主示
威運動。革命的最初幾天她們都在現場,晚上在學校教室過夜,白天就到解放廣場。三月九日,穆巴拉克成功逃到他位於沙姆沙伊赫的居所,莎米拉和朋友仍舊前往解放廣場,「我們要完成所有的改革目標」。那意味著要將這位前埃及暴君和其內閣部長們一同送上審判臺。

當時羅根事件已經發生,也有相當多的埃及女孩遇襲,只是未被報導出來。有鑒於廣場的危險性,她們決定坐在廣場一端的肯德基餐廳外,倚靠警方設置以隔離主廣場示威活動的鐵柵欄。莎米拉繼續說道:「我們只是坐在肯德基外面,士兵就攻擊我們。一個士兵抓扯我的頭髮,將我沿著圍籬一路拖行至廣場另一頭的博物館。」當時埃及古物博物館被軍隊徵用為行動基地和其酷刑中
心。

「他們把我們拖行到博物館大門前,把我們反手銬著,綁在鐵欄杆上,開始毆打、電擊我們,罵我們是蕩婦和妓女。」女孩們被帶入建築物後,受暴程
度更加嚴重。「他們持續對我們施以電刑,脫去我們的頭巾,把我們擎起再摔到地上,以厚重軍靴踹踢。到這裡,毆打已經持續七個小時,有些女孩命垂一線,另一些人因此留下永久殘疾。這就是今天沒有人願意出面和我一同作證的原因,她們太害怕了。」

只有大約七個女孩倖存下來,被巴士送往軍事檢察總署,當時莎米拉以為回答幾個問題後,就能獲釋回家。「我無法置信,他們逼迫我們拿起桌上的自
製罐裝炸彈和武器,對著我們綠影。幾天後,那些照片公布在埃及報紙上,圖說寫著:『埃及暴民於解放廣場遭到逮捕。』」現在她們不僅是蕩婦和妓女,還成了恐怖份子。這群人又一次上路,移送軍事監獄再度遭受酷刑。接著一名女性軍醫出現,告知這些女孩她們即將接受貞操檢測。「她要我脫衣服,因為電擊和毆打把我折磨得相當虛弱,只能照她的話做。

她在士兵眾目睽睽之下為我檢查,他們一面大笑一面鼓掌,像在欣賞一場公開表演。他們是故意的,故意公開羞辱我們。我到廣場呼求自由,他們卻讓我為此付出代價。」更惡劣的事情才要發生。

「那個女人接著說,軍方長官要親自檢查你。我再度被剝了光。這是性虐待。一個男人強迫你脫去衣物,用手伸入你的私密部位,五分鐘之後才抽離
──這是性侵犯。我徹底受辱,非常痛苦。」莎米拉放聲哭泣,我們暫停訪談。我向她保證,採訪已進入尾聲,只剩最後一個問題。你認為,他們如此虐待你是想傳達什麼訊息?我問道。「很簡單。」她說,「他們根本無意隱瞞。他們一直說:我們羞辱你是為了讓你後悔自己參加革命。你若上街頭要求自由和社會正義,我們就玷污你的聲譽。這就是他們要傳達給我們和整個社會的訊息。」

然而,莎米拉拒絕退縮。她將事件上呈民事法庭,民事法庭立刻判定貞操檢測違法。不過勝利贏得相當短暫。軍方拒絕接受民事法庭的判決,莎米拉接
著將案件呈上軍事法庭──當時我正是在聽證會結束後於法院外與她碰面。毫無意外,軍事法庭最終無罪釋放執行貞操檢測的愛默德.阿黛爾
(Ahmed Adel)醫生。軍方辯護律師聲稱女性被逮捕送往監獄時,貞操檢測是必不可少的程序,而法官也認同此一論點。律師說,女人在解放廣場與幾千名年輕男人廝混,等於自願暴露於強暴風險中,拘留她的士兵必須避免自己被咎責。

回到倫敦後,我和莎米拉又通過電話,電話中她聽來氣憤,但似乎已然放棄。「我對軍事法庭本來就不抱期待,」她說。「顯然,軍方永遠不會起訴自
己人,我根本沒有希望。」我接著問起她和她的家人怎麼應對這狀況。「很糟。」她說,她的父母親在村落中遇到許多麻煩,而大多數埃及媒體根本不支持她,甚至質疑:「她去那裡做什麼?」輿論輕易倒向責備女人不該參加民主示威活動這一方,因為這比追究真正的責任歸屬簡單許多。「埃及女性目前遭受兩方人馬的侵犯,一邊是埃及的軍方,一邊是伊斯蘭主義者。」她說道。

任職於阿拉伯「另類論壇」的政治觀察家哈比芭.穆赫辛(Habiba Mohsen)稱之為「遭到曲解的評價」,並針對埃及女人的處境提出解釋。「在
埃及,女性受到的壓力是男性的三倍:首先是軍政府,視她們為示威抗議者;其次是來自社會大眾的壓力,視她們為一般女人;from all sides for trying to claim their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life 第三則來自眾目睽睽的每一雙眼睛,把這批女性視為一群力爭公眾事務參與權的人。這些人從傳統、從文化,甚至從信仰等不同觀點提出理由來否定女性。」總之,她說:「一切永遠都是女人的錯,一個『正經』、行為得當的女人不會離家參與抗議,不會靜坐示威。因此,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這些女人跑去抗議?『她去那裡做什麼?』」

接著,我與革命前期的女性領導人哈迪兒.法魯克(Hadir Farouk)在解放廣場附近的咖啡店見面,我提問「她去那裡做什麼?」「我去那裡,是因為
我已無法忍受穆巴拉克和他所代表的貪腐政權。我要真正的民主和言論自由。

當然,藉由這場革命,我希望能為女性爭取更多權利、尊嚴和重視。」後來有名軍官請她代表抗議者到附近大樓內與一位少將會談。她很高興,她心想,至少他們認同女性可以擔任領導人。

如今她承認自己的天真簡直無藥可救,她說:他們推我進一個房間,我後續受到施虐的刑房。房間內有幾名受到毆打與強暴的女孩,我被丟到她們身邊。士兵以棍棒粗暴地虐打我們,他們顯然樂在其中。同時問,被打和被強姦哪個比較痛?他們刻意挑女人下手,他們要讓我們女人感到恐懼,讓
在示威的男人由於無力保護我們而感到悔辱與挫敗。

因此,女性抗議者從廣場上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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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女性冒險上街頭的可能待遇,「藍色胸罩女人」事件或許是最震撼人心的實例──一名明顯失去意識,身穿藍色牛仔褲與運動鞋,有雙細長手臂,
胸罩以外裸露身軀的女人,這幅報導畫面驚呆了每一個觀者。兩名士兵將她拖行於街上,她的黑色長袍捲至頭部,露出藍色胸罩;第三位士兵懸在半空的軍靴距離她的胸部只有幾寸之近,瞬即便要踩踏她的身軀。當時是二〇一一年十二月,穆巴拉克已經下台,政府由軍隊接管。抗議者因不滿軍政府的總理人選,選擇以和平靜坐的方式表達抗議。士兵卻兇暴地攻擊包含女人在內的所有抗議者。

藍色胸罩女人變成國際名人,但其真實身分從未曝光。她或許是跟莎米拉一樣擔心曝光會對家人造成影響,也或者家人不知道她參加了示威運動,又或
者,她害怕自己的聲譽將毀於這張在全世界社交媒體和報紙頭條廣為流傳的可怕照片──一個上身僅剩藍色胸罩的女人──畢竟當時的她身穿黑色長袍,大致可以推測她擁有保守的信仰。當然,她也可能已經在莎米拉和哈迪兒口中的酷刑室裡受害。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真相。

這座廣場發生過相當多殘暴事件,因此,獲知埃及最著名的女性主義者納瓦勒.薩達維(Nawal El Saadawi)在二〇一一年曾經夜宿此地時,我真的相
當震驚。薩達維是小說家,也是反 FGM 的運動者,她強悍而富有魅力,但高齡八十歲的她大概已經不是那些丟擲催淚瓦斯、揮舞警棍的士兵的對手了。我們坐在她書香滿溢的客廳,一起優閒地喝茶。你當初如何對付廣場上的暴民?我問她。她自座位起身,拿攝影師東尼當示範對象──她忽的弓舉膝蓋,又瞬間停住,與那個可能造成重大傷害的部位只有幾吋的距離。「我攻擊他們的痛處。」她說完哈哈大笑。東尼的臉綠了一半。

當時我計畫在埃及完成兩部影片,一部關於廣場上的女人,另一部則關注當地 FGM 的盛行情況。我向薩達維問及有關 FGM 的事,她提到自己她小時候即受割。「當時我六歲,」她說,「達雅(產婆)拿著剃刀走進房間,從我雙腿之間拉出陰蒂然後割下它。她說那是神的旨意,她是神的僕人,必須服從祂的命令。我躺臥血泊之中,不確定自己身上還有哪些部位是她受命要割除的。」

薩達維出生在小村落,家中有九個孩子,聰明而叛逆的她拒絕成為傳統期待的女孩──在她的村子裡,女孩十二歲就要出嫁。她在自傳中回憶道,祖母
曾對她說一個男孩可以擁有十五個女孩,「女孩是不良品。」祖母如此對孫女說道。薩達維相當憤怒,她下定決心要向祖母證明這種觀念是錯的。
所幸,薩達維的父親是一位思想進步的人,他認為女孩子也需要受教育。(推薦閱讀:「我終於行使了我的投票權」沙國首次開放女性投票

因此她成功進入醫學院就讀,並在一九五五年取得醫師資格;在那個年代,這種事幾乎不可能發生在埃及女人身上。後來因為對抗FGM的運動收到好的成果,她被指派擔任埃及公共衛生部門首長。然而,她發現自己除了從事反 FGM 運動之外,仍想為女性爭取更多社會參與和獲取知識的權利。薩達維因此遭到沙德特總統(Muhammad Anwar el-Sadat)解職並入獄服刑,從此再也沒有獲派公職。

她表示為政府工作使她難以忠於自我信念,我們的話題藉此從 FGM 轉移到政治局勢。前總統夫人蘇珊.穆巴拉克(Suzanne Mubarak)相當支持根除
 FGM 的運動,因此薩達維擔心此項運動可能又會走上回頭路──她解釋道:因為只要是那個令人厭惡的舊政權所認同的事,繼任者全數反對。過去她付出非常多努力才成功讓埃及在二〇〇八年頒布 FGM 禁令,儘管在現實上無法杜絕 FGM,至少已經立法禁止,眼看如今這項成果卻可能付諸流水。

不過她對於穆巴拉克政權的下台完全沒有遺憾。

對這位頑強的、經驗豐富的社會運動分子而言,一月二十五日那場革命是她從小到大的夢想的實現。

我沒預期會有兩千萬人走上街頭。當時穆巴拉克開始殺害民眾,人群自埃及各地湧入開羅。這是我的夢想,埃及人民覺醒了,他們起身對抗奴隸制、殖民統治,和暴政。我一直都是個反抗者,就讀醫學院時,我對抗法魯克國王,接著是英國的殖民統治。我對抗納瑟(Gamal Abdel Nasser),對抗把我關進監獄的沙達特,也對抗迫使我流亡海外的穆巴拉克。

我永遠在革命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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