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家鄉是為了離去而設的！台灣原住民女孩的中國人類學壯遊：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事關乎自己，這好像才是所謂故鄉真正的含義。
雖然沒有當面直說，但我偷偷在心裡給我的老師起了一個封號，叫作「名言製造者」。他的名言佳句十分多，幾乎都帶有深刻的哲理和人生指導，其中有句話他說，「家鄉是為了離去而設的」。說這句話的當下情境並不是那麼美好，是在某次他教訓我的時候。他說，你到了北京，卻比以前在台灣時更愛台灣了，所以心不定，老想著要回家，無法虛心學習。實際上，無論是這句名言，或是後面一段他補充的批評，在我再三反芻思索過後，依舊認同他的看法。
家鄉是為了離去而設的，你若不離去，家鄉便無法成為「家鄉」，在離去的行為產生之後，通過不斷地返回，家鄉得以成為家鄉—一個被牽掛、思念、甚至是用記憶去美化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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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台灣處於一種錯綜複雜的對峙形勢，是不用說破也能明白的現狀。像我這般沒有絲毫中國經驗，曾經一面倒地將世界視為台灣和「國外」的年輕人，中國是一個複雜又隱晦的課題。也因為這樣的前提，某一天我決定來到中國展開日常生活的練習，將呼吸與食衣住行都建立在這塊我顯然十分陌生又異樣好奇的土地上時，家鄉這個概念瞬間變得無比清晰。我在中國所體驗的「思鄉」情感，與我曾在外國旅行、短暫停留的經驗十分不同。
在北京時，通常引發我思鄉情緒的事情似乎都是「泛政治」的。
二○一四年的三月，發生在台灣最大也最重要的事件莫過於服貿。在 Facebook 和各種網路媒體平台，鋪天蓋地充斥著服貿相關文章與討論時，海外留學生或旅外台灣人熱烈舉行聲援活動，我在北京，風平浪靜。（延伸閱讀：一夜不眠的台灣憤慨：反服貿黑箱的現場直擊
當月十九日，我去隔壁清華大學聽知名政治學家 Benedict Anderson 的講座，在這位研究民族主義和國際關係的大師講座尾聲，一位中國男同學舉手發問道：「對於在認同邊緣的人民，例如台灣和香港來說，民族情感要如何建立？」我不曉得那位男同學是否在中國尚未掀起大規模討論的當時，就已經得知台灣正在發生的事情，只是在這個場合聽聞這樣的發言，隨之升起的那種彆扭很難消除。
離開了大講堂，我和幾位相熟的同學一同散步回學校，我謹慎地和她們聊起服貿一事，吞吐著最中性的語言，嘗試從民主和法律高度的公平正義角度來勾勒這項風波。其中一位同學納悶：「為什麼和中國人做生意，讓台灣人這麼害怕？全世界都在和中國做生意啊」。另一位同學則對台灣人目前採取的「激烈」手段不置可否，並聲稱「我認為目前的中國並不適合民主」。我們慢慢的沿著車聲鼎沸的街道步行、交談，在那個當下，我感覺離家很遠。
在那段台灣並不太平的期間，「家鄉」依附在我的網路 VPN 上、在我的電腦螢幕中，等我合上電腦，我又離家很遠很遠。我的朋友們不分時段以「在場」作為支持運動的手段，他們和我分享街頭的民主教室、拍下晚間免費發放的愛心飲食的照片，我恨不得自己也在那裡，但是，我仍然在北京。二十四日早晨，我照樣連上 VPN、刷開 Facebook，看到的是讓我心碎不已的消息。
我顧不得寢室還有別人，再過一會兒就要去上課，忍不住坐在書桌前哭出聲音。 同學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悄悄地從我身旁經過，小聲互相詢問，等到我情緒稍微平靜下來，我發現我竟很難對他們啟口這個使我一大早氣憤至極的消息。我該怎麼描述這件事情？「在社運現場，台灣警察執法過當，對手無寸鐵的公民施以暴力」，這樣的事情在中國似乎並不稀奇，起碼從他們的表情得知，我的情緒或許有點誇張。
那時我剛到北京不到半年，我覺得聽了一些這裡的故事、知道了一些這塊土地的問題，我曾經不只一次在心裡想「幸好我是台灣人」。這種慶幸在國外旅遊時也出現過，諸多關於文化、生活慣習和社會脈絡的相異，會提醒著旅外的人們，「金窩銀窩比不上自己家的狗窩」，而我在北京所體驗到的，則是一種最為徹底的顛覆，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如言論自由、民主社會、公民參與這些概念，變得輕如鴻毛，毫不重要，成了同學口中半開玩笑的「唉呀，你就是在憂國憂民」。
就在那個時候，即便三個小時的航程就能帶我回家，身邊的人說著與我同一種語言，我眼目所及的一切景象都不具「文化衝擊」，我還是覺得我離家很遠，離那個我記憶中的小島很遠很遠。
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裡，如此形容「城市」：
不論我們思考的是舊世界木乃伊化了的城市，還是新世界仍在胚胎中的城市，我們經常把最高的價值—不論是物質的或是精神的—和城市生活聯想在一起。
城市的形成是文明化的指標，是人類經濟與財富集中到一定程度的產物，也如李維史陀所說的，是最高等的精神與物質價值彰顯的所在。用這個邏輯可以理解中國近三十年來蓬勃發展的城市化工程，在這股推動進步的驅力之下，中國成為了以密集的城市所構成的龐大帝國，我所處的北京市更是這個帝國的核心。
起初，我不知道要怎麼欣賞這個新舊以衝突關係共存的城市，也不習慣與經濟發展程度不相符的北京常民生活形貌；我開始變得很想家，很想念不能說多有禮貌但起碼在月台和車廂內不會總是相互暴力推撞的台北捷運，很想念即便點餐緩慢也不會朝你吼叫的餐廳服務生（儘管也可能會招致白眼），很想念沒有人吐痰也不可能見到便溺的街道⋯⋯那些曾經以文字或圖像向你展示的情景，正活靈活現的出現在眼前，而你知道這已經不是可以隨時抽身而去的旅行，而是也屬於你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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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變得格外重要。更因為思念在數不清的不適應中一再強化，在中國的三年裡，我甚至想不太起來過去在台灣曾有過的不滿和抱怨。當網上都在哭喊年輕人的薪資低到無法存活、勞資關係惡劣到台灣簡直像是「鬼島」，我在電腦前時常嘴角一撇，想著中國這裡更為慘烈的現況。台灣／家鄉變成一種美感和精神上至高的存在，讓我在面對中國這個時常令我不悅的環境，抱有一種虛榮的底氣。我想家的時候，在每一次每一次的想念中，我似乎也一遍又一遍地愛上我的家鄉。台灣在我的抽象地圖中被置於最高的一方，成為生活的理想，一旦又有不順心、不習慣、無法忍受的事情發生，我就可以提醒自己，「回家就好了」。
在書寫的當下，發現我也不太能想起在北京有哪些令我討厭的事。剛在北京落腳半年，累積了相當規模的負面能量，但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都無聲無息的排解乾淨了。是習慣沒錯，而習慣不就是認知到「生活」在這裡，不是更好的他方？等到我結束中國的階段性生活，將台灣重新視為生活的主要發生地，台灣就又開始變得不同了。
有趣的是，也正因為最不像家鄉，我才會選擇來到這裡。回想起當時一頭熱的就決定把未來三年和碩士學位交付給北京，也就是衝著北京、中國所夾帶的茫然未知和可觀察的巨大差異，才來到這裡。好像這整件事情的目的不是關乎知識的學習，或是取得學位，更誠實一點的說，這是一場壯遊—透過征服未知、克服偏見以完成的壯遊。
當時有股膨脹的志向，敦促我把北京當作一個觀察對象，所以一在北京落腳，我幾乎天天寫日記，用最瑣碎的語言不厭其煩地記下所有使我驚訝或皺眉的事情，把和同學的對話包含標點符號語氣感嘆詞一字不漏的抄寫，當作更為貼近這裡的線索來閱讀。然後很快地我就懶了。在連續幾個禮拜只能大概以「起床—上課—食堂吃飯—上課—食堂吃飯—回寢室—學習—睡覺」，這種再無趣不過的流水帳之後，我發現真沒什麼好記的。北京一點一滴的變得不那麼令人大驚小怪，甚至變得日趨「合理」，偶爾也因察覺自己逐漸適應了這裡，微微升起一股沾沾自喜。你開始對周遭的一切感到理所當然，把曾是陌生人的北京納入自己的麾下，在規律的生活練習中與北京變得熟悉，能夠很有方向感的在霧霾中自信前進，在他人提起若干不愉快的經驗時，用老練的口吻回以一句「唉，北京嘛」。（推薦閱讀：為什麼我們對台灣失望，卻又捨不得離開？）
第一次類似於田野工作的經驗，發生在升碩二的那個夏天。因為母親的關係，認識了一位在中國民族博物館任職的姐姐，她見我暑假沒事，尚未走跳除了北京的其他地方，便邀請我和她還有同事一起去甘肅出差。中國民族博物館是一座以民族文化為主體的國家級博物館，還處於籌備建設期，因此一年之中需要進行幾次的「文物徵集工作」，以搜羅該館藏品，甘肅肅南裕固族自治縣這一趟，就是其一。
在肅南待了兩週，我開始感覺到一股原始的欲望蠢蠢欲動，我想吃米，白米。北方人嗜食麵，甘肅這麼典型的西北飲食文化圈更是如此，在小縣城找不到賣米飯的餐館，不然就是煮得極為難吃。我一直都非常喜歡吃米，遠遠勝過於麵，幾天沒吃到米便渾身不對勁，十幾天滴米未進，已快要到達極限。我們從肅南小縣城離開，抵達張掖，準備搭乘幾天後的飛機回北京，在張掖的街上，我忙著搜尋哪裡有做米飯的餐館。好不容易看到一家亮著「西北名吃！張掖牛肉小飯」的招牌，毫不猶豫地就衝進店裡，點了一份招牌牛肉小飯，最後送上來的餐點，赫然是切成近似米粒大小的⋯⋯麵條。帶著有點失望又無奈的心情結束這一餐，我滿腦子都在盤算，等回到北京，要找同學去吃哪家烤魚、哪家炒餅、哪家麻辣香鍋，滿滿的都是對北京的思念和期待。北京在此時，在我於外地深感不習慣與不自在下，成了一個被期待可以歸去的地方。（推薦閱讀：我在美國，做更美的台灣夢）
飲食是最容易觀察、也最具變動性的一種認同感。在個人的生命經驗裡，好像在一個地方可以吃好了，就比較能在當地找到安身立命的自信。剛到北京時吃什麼都覺得不對勁，太油太鹹太辣太酸，對我在台灣時顯得平庸的味蕾都是很大的挑戰。等到熟悉北京的飲食習慣和烹調口味，在北京的生活好像才算真正起步。體驗生活、尋找位置，總得要從吃得習慣下手。於是從飲食開始，北京在生活的各個面向佔領了我的歸屬感。
相較於研一的第一個寒假我幾乎是以逃難的方式回到台灣，後來的返家似乎顯得更像度假。感覺生活的主次被對調了，在台灣時覺得心裡不安，想著北京的種種，覺得節奏都脫出正常的軌道。思鄉的情感越來越淡，偶爾甚至會把在北京高度個人感的生活當作一個避風港，我只要讀自己喜歡的書，寫給自己看的字，與我同頻率的人說話，留學的日子反而變得沉靜下來，很有自己作主的感覺。
這種生活的練習並非第一次，到台北讀大學，我也是以同樣方式處理這個客鄉與家鄉的關係。直到進了北京，人家問我從台灣的哪裡來，我總要躊躇一下，再回答「我在台北上大學，但家在屏東」，問者有很大可能不知「屏東」是個什麼概念，我就會再補上一句「台灣最南的一個縣，電影《海角七號》看過嗎？在那兒拍的」。但我總讓朋友「到台北，找我」，畢業搬回家，也理所當然的把台北視作下一個落腳安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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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在台北時好像是一樣的。我們都不來自這裡，可是我們都屬於這裡。即便我離開了，我知道我還是把某部分的自己也留在了這裡。我當然有我的家鄉，在屏東出生長大，同時挾帶著很大一部分來自山林部落的血脈，它們填充了我的內在，使我成為一個擁有認同和身分的人。而當我將自己移動到了另一個地方，把腳深深的扎進陌生的土壤，學著搖搖晃晃的站立，我就開出了不一樣的花，結成了不一樣的果。
對一個地方的認同是一步一步的建立，像是闖關遊戲一樣，在經過一道又一道的難題之後，能力也隨之提升，但是終極的關卡似乎也不是「成為××人」這麼簡單的邏輯，要有程度多高的熟悉感和自信感，才能讓你宣稱自己來自哪裡、能夠代表哪裡的人？這好像也都不一定。和我一起去甘肅的姐姐家在貴州，大學上來北京讀書，十多年來北京就是她的家。她會和我笑說，現在回家都不知道上哪兒待去好，我告訴她我姐姐常嘲笑我，我家的狗能認得的屏東的路都比我多。她還說，在北京特別能感受到季節的轉換、時間的流動，夏天熱個半死所以像夏天，等到慢慢轉涼了就是秋天要到了的提醒，冬天長又冷，再看見花慢慢的開了就又是春天了。我笑說，這點倒不錯。
客鄉怎樣能成為故鄉，大抵上就是從找到自己位置的時候開始。
當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從田野歸來，打開宿舍的房門，見到我那窄小但溫暖的一畝三分小天地，我就覺得自己到家了。同學、朋友會從四面八方湧上，像早市菜場一樣爭相搶著預定我的空閒時間，明天涮羊肉，後天看電影，再大後天去798聽場講座、跑鼓樓看場演出，然後整理自己的思緒與經歷，見導師或是回到教室。 一切都是這麼的井然有序又自然熟悉。這個過程始自將自己安插進此地，給予一個位置，允許「生活」在此地發生，接著在實踐生活之中與這個地方產生連結，身邊圍繞的皆是與你共同創造記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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