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也有「因為我的家庭有某些狀況，讓我成為了現在的樣子。」這樣的想法，那麼也許可以換個角度思考：關係是雙向的，其實被影響的你，也同時影響著家庭與父母之間的關係狀態。家庭心理學，帶你了解家庭成員之間如何互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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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號簡介：人人都能看懂、但只有一部分人才會喜歡的泛心理學。
寫今天的這篇文章，是源於前兩週在微博看到的一條私信。這位來信的粉絲說，她有一個比她年紀大一些的親生姐姐。她和姐姐的成長道路很相似，父親和母親的本身的性格沒有發生巨大的變化，家裡的環境也沒有太大的變化，但她能感覺到她們姐妹倆和父母的關係，以及相處模式都非常不同。
比如，在她的印象中，爸爸的脾氣一直不太好，她從小到大總是和他拌嘴吵架，在叛逆的青春期時甚至難以共處一室。但父親對姐姐就不是這樣，他們就像好朋友一樣無話不談，過年回家可以在沙發上嗑瓜子聊天到天明，他也不會用要求自己那些嚴苛的標準來要求姐姐。
我們後台經常收到各種各樣與家庭有關的提問。其中格外常見的一種問題是，「我的家庭有這麼多問題，讓我成為了現在的樣子。對此我能對自己，對原生家庭做些什麼？我人生是不是就這樣了？」
之前我們寫過很多原生家庭，父母教養方式對我們的影響，但很少提到，我們是如何反過來影響父母和我們的家庭的。今天的文章，我們想聊聊父母和孩子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塑造的。
我們不是，或者至少不單是被動地承受著命運，等待著它降臨在我們身上。我們更多的還是自身命運的締造者。
孩子的氣質，會影響父母對待他們的方式
親子關係是人們最初的社會關係，影響著個體日後的人際交往。尤其是在生命的初期，生理需求能否及時得到滿足，影響著個體對於外在世界與他人的信任感以及安全感的判斷。當父母能夠及時回應孩子的需求時，孩子更有可能認為外在世界是安全的，他長大之後也更容易表現得不拘謹、善於與他人交往（Ainsworth, 1978）。
儘管大多數幼年的記憶早已被我們遺忘，但這些關於愛與安全的感受早就固著在我們之上，影響著我們之後的人際關係，包括親密關係（Hayasaki, 2016）。
父母培養我們形成自己對世間的好惡、價值態度，為他們提供社會交往、情緒管理等一系列社會化行為的模型（McCrae & Costa, 1994）。
也正是基於原生家庭對我們的一系列的影響，人們開始習慣於將自己身上一切導致生活不順意的固有模式，和自己性格中不喜歡卻又難以改變的部分，都歸咎給家庭，怪罪給父母養育我們的方式。但，我們忽略的一個事實是，親子之間互動模式的形成，從來不是單向的。
絕大多數對父母教養方式和孩子性格形成之間的關係的研究，都是相關性研究，而並非必然性研究。也就是說，可能是前者（教養模式）影響了後者（性格），但也有可能是後者（性格）影響前者（教養模式）。
氣質性格（Temperament,也有稱作dispositional traits），也就是所謂的「性情」，是那些在我們僅出生幾天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出來的「脾氣性格」（Jarrett, 2016），它被看作是奠定了人格的最基本的趨勢特徵（McCrae,et al., 2000）。
劍橋大學心理學家 BrianLittle 在研究中發現，當人們在新生兒的床邊製造出一些聲響的時候，有些新生兒會自然地轉向發出聲音的地方，而另一些新生兒的反應則相反，他們會（默默地）轉開（Little, as cited in, Dahl, 2014）。這種差異甚至在父母與新生兒的初次互動之前就已經有所顯現了。
在一項最新的研究中，美國心理學家 Mona Ayoub 和她的團隊分析了德州雙胞胎縱向研究項目的數據，其中包含 497 對同卵雙胞胎和 914 對異卵雙胞胎，他們的平均年齡是 13 歲。
這組數據中包括了對父母教養方式的評測，以及對孩子們性格的評測。對教養方式的評測主要集中在「 溫暖 」和「 壓力 」兩個維度上。它們背後分別有一系列與這個維度對應的行為。而孩子們則是做了兒童版本的大五人格測試——即我們所熟知的，責任心、宜人性、外向性、開放性及情緒穩定性這五個維度（McCrae, et al., 2000） 。
研究者們預測，同樣是在一個環境中、被同一對父母撫養長大的雙胞胎，基因型一致的同卵雙胞胎會受到更相似的對待，而基因型不一致的異卵雙胞胎則會感受到更有差異性的對待。
結果發現，正如他們所想，父母對性格更相似的同卵雙胞胎們的教養方式是穩定且一致的；而差異較大的異卵雙胞胎們，即使在同一個家庭中成長，卻感受到了父母十分不同的教養方式。
換言之，在同個家庭裡、同時期長大的孩子，也有可能會和父母建立起很不一樣的相處模式。而這種模式是雙方共同塑造的。
比如，Ayoub（2018）等人發現，在大五人格中宜人性和責任心得分更高的孩子，父母在和他們的相處中體現出了更高的「溫暖」水平和更低的「壓力」水平。而在與宜人性較低或情緒穩定性較低的孩子相處時，父母的教養模式中則表現出了更少的溫暖行為和更大的壓力行為。
研究者認為，孩子們展現出的不同的性情，會激活，或者說是塑造出父母性格中與之更匹配的一面，而這一面通過行為表現出來之後，又進一步激化了孩子原始性情中的那一部分。接著，孩子再繼續影響父母，形成一個互相強化的、穩定的循環。如此一來，孩子與父母之間的相處模式，就由雙方的互相影響，共同建立了起來（Ayoub, et al., 2018）。
圖片｜韓劇《天空之城》劇照
孩子對父母的影響，從他們還未出生時就開始了
在成為父母的過程中，父親和母親都會產生一系列生理上的變化。這種變化是他們無法控制的。
在一個孩子出生前後，女性的大腦灰質會變得更加集中，控制同理心和社會互動的區域都會加速活躍。在懷孕期間，她們的荷爾蒙會開始加速散發，增加她們與孩子之間的吸引力。也就是說，母親幾乎難以控制自己不對自己的孩子產生愛意。但與此同時，她們的大腦中與焦慮、抑鬱、強迫、恐懼相關的區域也會被激活。高度活躍的杏仁核區域，會使母親對嬰兒的需求變得極度敏感（Lafrance, 2015）。
即便未參與實際生育的過程，父親也會經歷生理上的變化。孩子剛出生的幾週，一直持續到孩子出生 6 個月後，父母各自的催產素的水平都一直在提升，並且父親和母親的增長是同步的。研究者認為，是撫養孩子的過程，一系列和孩子的互動讓這種激素產生的（Feldman, 2007） 。
此外，「成為父母」這件事，還會給人們帶來性格上的，價值觀上的，乃至人生哲學上的改變。比如，為人父母通常伴隨著一個人責任心和宜人性水平的提高（Lehnart, Neyer & Eccles, 2010）不僅如此，個人整體的焦慮、抑鬱水平，以及對生活的掌控感，都會隨著獲得「父母」這個身份發生變化。
研究還發現，成為父母之後人格上改變是趨於正面還是負面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孩子的性情是更「容易」還是更「困難」的（Wolfson & Lachman, 1985; Belsky, 1981; Plemons, 1980）。
又比如，一個堅持著「及時行樂」的人生哲學的人，可能會為了當下的享樂做一些不會讓自己在今後收益的事，比如肆意地抽煙、喝酒，放縱自己的慾望。他們可能同時也並不那麼在意自己會因此以壽命的折損為代價。但，當他們成為了父母之後，這種人生哲學發生了轉變，他們開始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開始活得更加「小心謹慎」，卻甘之如飴——只為了有更多的時間可以見證他們孩子的人生。
不過，即便教養孩子的過程可能會面臨各式各樣的困難和阻礙，「與孩子相處的時光」依然被人們看作是人生中最具幸福感和意義感的事情之一（Kahneman, 2012）
孩子不僅會對父親和母親分別產生影響，他們對整個家庭關係的形塑也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在家庭系統治療的奠基者 Murray Bowen 的家庭三角理論中，三角關係是維持穩定的家庭情緒的最小和最常見的單位，即父母之間的關係，以及父親和母親分別和子女間的關係所組成的三角形。最健康的三角關係應該是父母相愛相敬，兩人共同愛孩子，家庭成員之間既親密聯結，又彼此獨立（Bowen, 1976）。
在 Bowen 的理論中，兩人系統是不穩定的，因此他們在壓力之下將組成三人系統或三人關係，因為兩人都試圖產生一個三角關係以便減低他們關係中過長的焦慮。然而，三角關係的建立也並不總是用於減少緊張，Kerr和Bowen（1988）指出，家庭中的三角關係至少有四種可能的結果：
- 穩定的二人關係可能由於第三者的加人而動搖，比如孩子的出生給和睦的婚姻帶來衝突
- 穩定的二人關係可能由於第三者的離開而動搖，比如孩子離家，從而無法再在父母衝突時形成三角關係，以某種方式緩解衝突
- 透過第三者的加人，不穩定的二人關係變得穩定，比如孩子出生後，原本有衝突的婚姻因此變得和睦了
- 透過去除第三者，不穩定的二人關係將變得穩定，比如因為孩子一直在父母的衝突中偏袒某一方，他的離開便使得衝突反而降低了
孩子作為這個穩定三角的一個組成部分，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也帶來了一部分問題。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也會有意或無意地，給父母的生命，給這個家庭製造了許多全新的命題。
即使在糟糕的家庭環境裡，我們也是有「選擇」的
有人看到這裡依然會感到絕望——天生的性情是無法自主選擇的，父母和家庭環境也不是我們能做主的，人生看起來似乎更失控了，尤其是那些認為自己童年過得很糟糕的人。那，我們能為自己做些什麼呢？
其實，所謂的好的父母和糟糕的父母，某種程度上都能夠成為我們中立的成長因素。只是每個人成長的道路是不一樣的。有的人經歷複雜的、混亂的環境，有的人會經歷更順暢的環境。 （推薦閱讀：《不過就是世界末日》：我的家庭不可愛，但我依然願意去愛）
我們不否認，是有客觀上更「好」的和更「差」的成長環境，有帶來問題更多的和更少的—— 這是我們「不能選」的部分。它就像是老天將你扔在了不同的成長道路上，有的可能更艱險，有的可能更順利。
然而，即便是在看似良好的家庭環境中，在生命展開之後，我們都會感受到家庭給我們帶來的挑戰。沒有一種原生家庭是不會給孩子帶來任何挑戰的。這些挑戰可能是不同的，給我們帶來的痛苦感的強烈程度也是不同的，但人生是無法比較的，你需要 deal with 自己眼前的東西。而我所說的「有得選」的部分也就在於，同樣是一個混亂的家庭環境，你也可以選擇長出不同的樣子。
哥倫比亞大學臨床心理學家 Bonanno 提出，負面的經歷和事件本身，對於人們未來的生活狀況沒有太大的預測力。「研究數據發現，曾經遭遇創傷這一點，無法用來預估人們未來的社會生活功能」，他說，「只有當人們對這些創傷性的經歷有負面的回應時，它們才和未來負面的影響聯繫在了一起。」
也就是說，即便你曾經在不健康的家庭環境中生活過，或者曾經經歷過糟糕的事件，都不表示你的未來必然受到它們的影響，一直糟糕下去。能夠起到決定作用的，是你看待這些事件的角度，和回應的方式。
圖片｜韓劇《天空之城》劇照
孩子與父母間的關係，始終存在「是或否」之外的第三種選擇
我們不能選擇自身的性情，父母也同樣如此——他們也同樣不能提前決定要「賦予」我們怎樣的氣質類型。且，我們與任何他人之間的互動模式，都是由雙方共同建立和塑造的，與父母的也不例外。而我們與父母都無法主宰的「性情」這個部分，在這種互動模式的建立時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覺察是提高自身主觀能動性的第一步，當你意識到了，父母對待你的方式不是完全不可控的，你也不是被動地接受著你們之間的相處模式，你就能夠主動地去作出這種改變。而這種對改變的嘗試，是不分早晚的。（推薦閱讀：一家人的環島旅行：親子關係，其實就像交朋友）
長大以後的許多時刻，我們覺得父母不願意改變，其實是因為我們仍然在用一樣的方式和父母相處。吵架是一個常見的場景，很多人會無奈地抱怨不論怎麼吵父母都不會聽，但這其實也是因為，我們一直在和他們吵——我們也從來沒有在這個循環中停下來過。然而，很多時候，如果我們在用行為向父母提出示範時，父母也會發生變化。
不論是孩子，還是長大後的人們，認為自己沒有辦法改變家庭，一是因為我們覺得自己在其中是被動的、無力的，在一遍遍對幼時塑造出的堅固模式的重複中，我們被習得性無助的感受纏繞；二是因為孩子們主觀上會有一種委屈的情緒，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承認，我們都傾向於覺得父母有責任做出更多的改變，而不願意自己做出改變。
這些我們自身或許都不一定能夠意識到的被動、無力感和委屈，使得我們會在和父母相處時陷入一種「是或否」的反應模式。但很多時候我們其實有第三種選擇。舉個例子，很多人在面臨父母「催婚」時都會覺得很無助，認為自己只有是或否的選擇。
然而，除了痛苦地接受和果斷地拒絕之外，我們其實還有另一種選擇——在表明了立場之後，也向父母提出新的解決方案。比如，「我暫時沒有結婚的打算，我這個階段有我想做的事。但我會盡量抽出時間多陪陪你，我也會支持你想做的事。」
當我們認識到自己在與父母之間的關係模式建立中的能動性，以及我們對父母和家庭的影響力，我們或許就能夠試著去成為先做出改變的那一方。從行為上做出改變，而不單單是言語上——向著一種成人的、友好的、自我
也許此前你從沒有想過，你可以選擇成為你父母的行為上的榜樣。一定程度上，身教的效果比言傳更好。堅定但不包含攻擊性的態度改變。向他們示範，我所說的、更健康和舒適的關係究竟是什麼樣子。
只是很多時候孩子不甘心由自己來承擔關係中更大的責任——「因為他們才是父母啊」。但如果你能意識到自己對家庭的影響力，如果你願意先邁出行為改變的這一步——對改變關係來說最有意義的一步，你也許能和你的父母一起成為受益者。
References：
Ainsworth, MDS (1978). The Bowlby-Ainsworth attachment theor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3), 436-438.
Ayoub, M., Gosling, SD, Potter, J., Shanahan, M., & Roberts, BW (2018). The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socioeconomic status, personality, and life outcom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9(3) , 338-352.
Belsky, J. (1981). Early human experience: A family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7(1), 3.
Bowen, M. (1976). Theory in the 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 Family 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e, 4(1), 2-90.
Feldman, R., Weller, A., Zagoory-Sharon,O., & Levine, A. (2007). Evidence for a neuroendocrinological foundation ofhuman affiliation plasma oxytocin levels across pregnancy and the postpartumperiod predict mother-infant bond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11), 965-970.
Jarrett, C. (2016). Personality appeared before you could talk. BBC.
Kahneman, D. (2012).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Google Scholar.
Kerr, ME, Bowen, M., & Kerr, ME (1988). Family evaluation. WW Norton & Company.
Lafrance. A. (2015). What Happens to aWoman's Brain When She Becomes a Mother. The Atlantic.
Lehnart, J., Neyer, FJ, & Eccles, J. (2010). Long‐term effects of social investment: The case of partnering in young adulth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8(2), 639-670.
McCrae, RR, & Costa Jr, PT (1994). The stability of personality: Observations and evaluatio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6), 173-175.
McCrae, RR, Costa Jr, PT, Ostendorf, F., Angleitner, A., Hřebíčková, M., Avia, MD, ... & Saunders, PR (2000). Nature over nurture: Temperament, personality, and life sp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1),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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