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台灣女性影展策展人羅珮嘉，台灣女影邁入 25 週年，談影展的起心動念，也談女性主義之於她的意義：女性主義就是，活出標籤外的自己。
你還記得你的第一部電影嗎？先別急著苦思片名，我想與你一同召喚出的是那觀影體驗，有一個新世界從大螢幕中誕生，在那裡人們得以見到了沙洲魔山、看見了世界彼端。電影就是有一股能攫住心神與其入夢的魔力，就如「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Women Make Waves」的策展人羅珮嘉說的那般：「我相信電影改變了這世界，否則我們不可能了解生命的不同樣貌。」
2018 年，也是台灣女影的第 25 年，若說電影如同超連結與任意門，那匯集了許多電影的影展，就像一場宇宙嘉年華、年度最盛大的花火節，而女影的宇宙裡卻沒有著超能英雄，全是如你我一般，平凡而深刻的女孩與女人們。（延伸閱讀：致精神高潮！女影策展人：女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女性狂熱）
拒絕再下標題！25 歲的女性影展
羅珮嘉伴隨女影走過十年，從選片員、字幕審稿、外賓接待一路成為了今日的策展人，她認為策展人就如同一場展覽的雙眼，在她走過世界各地的大小影展後，更加能確定每一場影展、每一種風格的呈現，都是對策展人品味的考核時間。
翻閱女影 25 年的歷史，每一年都有著不同的主題，從 2007 羅珮嘉初入女影的「行動中的全球女性」、08 年的「玫瑰新浪潮」到去年的「與羈絆／伴共舞 Rave in Peace」。今年，女影 25 歲了，25 歲也正是一個女孩成為女人，開始華麗綻放的年齡。面對即將盛放的女影，羅珮嘉說道：「大概從去年開始，我更加覺得『取標題』這件事，越來越沒有意義。於是在 25 週年時，我希望以一種宣誓、去蕪存菁的方式，從這十年的經驗中，把我認為沒有必要的剔除。於是，我今年第一個決定不要的，就是不要再有影展的副標題。」
一個標題，就如同一個定形冠冕，或者是唱名著的分類帽。但影展中動輒一百多部影片，羅珮嘉坦言實在很難用一句話歸類。羅珮嘉從經驗發聲：「十年間，我跑了很多女性影展，從法國、德國到世界各地，我發現很多的女性影展都沒有副標。再來，其實女影的英文標題已經將我們的理念清楚表達了，『Women Make Waves』，女性製造浪潮，這就是我們 25 年來的目標。」
羅珮嘉能直言，也能笑談，在台灣辦影展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從倫敦修習完電影史與視覺媒體回國的羅珮嘉，更能從不同的文化觀點看待台灣自身。我請她談談自己喜愛的各處女性影展，它們分別呈現了何種與台灣不同的風情。於是我們一路從歐洲談回亞洲：「歐洲的女性影展發展得最早，基本上他們已走得很前面、很前衛，所以他們對商業這部分就不那麼在意。它們開始不再受限於用影展或遊行的方式表達女性思維，而是更多元呈現。美國的女性主義電影發展很快，但女性影展的腳步卻相對慢，這緣於美國東、西岸之間的不同調性，加上好萊塢大片的影響。它不像歐洲，有地緣性的便利，每個國家都相鄰很近，發展於是相對容易。」（推薦閱讀：為自己起舞，為愛癡狂：九部女影女巫系片單）
羅珮嘉認為，亞洲的女性影展和女性思潮最為複雜，保守卻又隱含生機。以摩登現代如未來之城的日本為例，卻是個幾乎沒有女性影展存在的國度，她細數道：「日本的女影規模都較小，大阪雖然有一個銀髮族女性影展，但它的選片幾乎都在談樂活長照，或是關注一些 60 歲以上還在從事影像工作的導演，很溫情。而東京女性影展早在八年前就停辦了，因為它的策展人那時已高齡 85 歲，卻找不到接班人。」羅珮嘉直言著當代日本顯現的問題，女性主義間不只存有斷層，舊浪已遠，新潮未起，同時更是被父權逼視與壓垮的一代。而同樣父權高張的韓國，卻擁有著羅珮嘉心中亞洲發展得最好的女性影展，即使女人們仍然活在父權的高壓之下，但年輕人的自發性卻很強，比方說現在正熱的「#Metoo」運動，在韓國媒體上有著巨大的發酵。（推薦閱讀：【性別觀察】#METOO 運動過火了嗎？女人開始自省，但男人去了哪裡）
我請她談起印象最深的一場女性影展，羅珮嘉卻給了我不曾意料的回答，她的答案是，2012 年的「印度女性影展」。訪談間，她帶我重回那時的所觀所見，那是場清一色都是男性觀眾的影展，原因很簡單，因為女人們都在家帶孩子。但隨著劇情起伏，這群男性卻時而激昂、時而對影片中女性所遭遇的不平與暴力感到氣憤。羅珮嘉與我有著同樣的困惑：「其實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演出來的，但它讓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女性影展不一定是給女性看的。說不定，男生也是父權陰影下的犧牲者。當有人願意去告訴他們時，他其實會理解與擁抱所謂的女性主義。」
讓我們將視線轉回台灣，身為台灣最具指標性女性影展的策展人，羅珮嘉一直在為更廣闊與更具共鳴的視野努力，從定點去各大影展選片到網路徵件，女影更深入校園與各地舉辦講座、巡迴放映，羅珮嘉說得用力：「雖然影展大多播放的是非主流的影片，但它卻遵循一種極商業的模式，比如走紅毯、名人與商業合作等等。這些初衷都還是希望被更多人看到，所以影展配套的論壇、展覽，甚至還有人辦過啤酒日，全是為了打出同溫層。」正如同，訪問當日她與我分享為了宣傳今年影展，他們不只在網路努力，更決定回歸傳統，從公車廣告切入，為了女影，拼了！
從世界到台灣，我們所擁有的女性影展，在恍然間似乎已長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女性。從微小成長為一個中型以上的影展，確立了自我的風格，正如羅珮嘉所說：「其實沒有一個成語或字詞，可以去代表影展的核心了。」她更表示，或許在她能繼續擔任策展人的未來裡，都會停止呼口號這件事。我相信這是她作為策展人，試圖讓我們透過她雙眼見到的影展自信，帶有一點女子的初熟風情。
學會與質疑共處，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妳就是女性主義者
2014 年時，台灣女影增設了一個為本土女導演設立的競賽獎項目，不只是拍攝出在地女性電影，更要由「女性」執導才行。去年的金獎得主黃惠偵，以自我經歷拍攝出同志母親生命曲面的作品《日常對話》，更在台灣社會與國際上得到極大關注，羅珮嘉欣喜之餘卻也坦言：「我們當然會開心一個如黃惠偵般的女導演出現，比起過往，我們也有越來越多年輕的女導演現身。但不能迴避的困境依然存在，就像原罪一般，不只是導演這職業，更是女性必須背負的原罪。」
她舉例，雖然台灣不斷有新銳女導演投入影片拍攝，但當一個女性年紀到了，進入婚姻、生子或得對人生進行成就收支衡量時，拍電影這件事，還能被延續下去嗎？不是沒有人才，羅珮嘉提出的問題更加深沉，「我們曾經做過統計，一個女導演平均要花上七年的時間，才能拍出她的第二部片。而三分之一的女性導演會因為結婚或懷孕放棄，剩下的三分之一再因為其他現實考量離開。」
困境在於永續性。
回顧剛投身女性影展的前幾年，不到 30 歲的羅珮嘉在心中堅信著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即使面對質疑、不解或是挑戰都無懼。於是我忍不住問起她，如今她心中的女性主義者又是什麼樣貌呢？但十年後的她，卻以一種和緩到接近沉靜的方式重新審視自己：「來到 40 歲，我會覺得我真的夠格說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嗎？好像有很多方面，都沒有跨越，很多我心中覺得應該做到的、先鋒者做過的事，我都做不到。於是我開始去思考，我應該是一個『想成為女性主義者的人』。」那麼她所展望及欲抵達的前方又是什麼模樣？她的回答，有著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自在，再簡單不過：「我想像的女性主義者，要能自在坦然的生活，充滿自信。」
她以自身舉例，如今未婚的她，必須得面對社會往她身上貼的：「剩女」、「敗犬」、「快生不出來小孩」、「魯蛇」等等標籤。這些也是許多女導演消失、女性退下職場第一線競爭的巨大推手，但如今的她仍然可以與男友自在交往，不考慮婚姻，並且與標籤共生，和推手打起太極。她坦言：「如果我內心沒有一個很強壯的女性主義意識，可能很快就被擊垮了，跑去生小孩結婚。但現在的我有男友、有支持我自由的家人，即使有天旁人跟我說結婚就給我五百萬！我應該也能無動於衷。」當我正為著那五百萬思考自己答案的同時，羅珮嘉卻打破我的惶然，如告如誡的和我說著：「真正的女性主義狀態應該是，明白清楚地知道什麼東西是你要的。」（推薦閱讀：俠女的內力！專訪張小虹：「女性主義的努力，是為了讓女性主義死去」）
自己想要的，與別人想要你有的，是一個值得思考消化的過程。羅珮嘉觀察到現代台灣女性背負的越來越多，以前對女性的社會期待簡單粗暴，多半是：「女孩子念什麼書，趕快結婚生子」就好。現在的女性期待則搖滾升級：「既要受良好教育，又要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同時還要去結婚生子。」羅珮嘉老實的說，以前的她可能會為了女性期待或是女性主義者的定義，與他人直面碰撞。
走過女影十年，在舉辦影展和策展人的經驗中，她學會與質疑共處：「我辦影展，就是希望更多人來看電影，現在的我不太會去跟人家爭辯彼此的不同。因為策展人應該是要很後退的，而且我能意識到在影展與同溫層外的世界，還是屬於父權的世界。」面對世界的質疑，她選擇不多加浪費自己的生命與他們解釋，而是起身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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