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媽媽謝淑靖，細看教育與理解台灣歷史之重要性，從轉型正義做起，讓孩子以更多元、大局觀的思維去認識歷史。
前一陣子臉書很流行的百科綜合能力測驗，看到大家都在 PO，我也來測了一下。六個科目分別是醫學、語言、歷史、藝術、數學、地理，單科滿分 100，總分 600 分，我拿了 580 分。當下我有兩個反應，一個是很正常的，看見接近滿分的成績，就覺得人生圓滿了，滿足了從小到大以考試為取向的鑑定標準，只要看見 100 這三個數字，基本上再無所求。
但另一方面我則是從很自我質疑的角度去看，當初我到底腦子花了多少容量去背這些「知識」，然後靠背誦這些「知識」才讓我得以國小、國中、高中跟大學靠著成績過關斬將。但說真的，這些知識對進入社會的我還有沒有用，有，但真的很少。但在年輕的時代，這些成績成為人評價我跟我評價自己最重要的一種方式，只要成績考得好，長輩或是同輩，都會對我其他不必考試的地方特別寬鬆，家事做得好不好？有沒有禮貌？懂不懂得人情世故？是不是有愛心？沒有人真的重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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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在還在念書的時間，慢慢開始修戀愛學分，我的壞脾氣、對挫折的忍受力極低、安全感差，都讓我在戀愛路上跌了不少跤，也傷害很多人。慢慢進入社會，我還是服膺權威，想要做得分的好學生，但是慢慢的我發現，要做創作的人有這樣的心態真是要不得。一來觀點平庸，二來人物平板，三來缺乏冒險的勇氣跟堅持的毅力，很難獨排眾議去低下頭耕耘一片不知何時會開花結果的田地，何來藝術永恆之美？
這都是教育只靠成績求速成之效的後遺症。
然而每一部的作品，都是我在成績單外一步步重新挖土找路的過程，才發現我以前學的都只是一種片面的印象，關於台灣，關於家鄉，關於母語，關於婚姻，關於教養，關於這個世界，太多太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卻因為在校成績都拿 100 分而不曾懷疑自己是如此無知。（延伸閱讀：成績決定一生的幸福與尊嚴？韓國強盛背後的五大代價）
而就在九月份以新北市為題的新製作《何日君再來》音樂劇中，我因為擔任導演跟偕同編劇的角色，對我公婆、父母當年從中南部來到台北打拼的政經背景有了一番新的理解。劇中的年代大約是在我出生的前幾年 1970-1980 之間，那時候政府對農業政策改變，很多中南部的農村落敗，青年為了出路大舉離開家鄉，前往一個陌生的城市，只為了那一點政府所鼓吹殘存的「十大建設」所帶來經濟奇蹟的幻夢。
而我的公婆父母，因為從事勞動生產的關係，只能住在台北市的邊緣台北縣。公公更是因為依親，而住在土城工業區裡面，讓我先生童年的回憶相當慘澹，下課後的路上，有的是灰色的煙囪、綠色的鐵皮工廠、落滿塵土的陽台跟怎麼也洗不白的衣服。
雖然《何日君再來》一劇以鄧麗君小姐的歌聲，編織一個看似追求愛情與夢想的黃金年代，但說真的，在 1970 年退出聯合國，1973 年全球石油危機，1979 中美斷交的景況下，文化上又禁止各種方言節目，所有政治上的苦悶、經濟上的困頓、文化上的無依，於是以埋頭苦幹換取更好的未來，成了唯一的出口，鄧麗君小姐軟綿綿輕飄飄的歌曲成了苦悶心靈最好的慰藉。
而我們當年所歌頌的「經濟奇蹟」，其實肇基於以低價勞工吸引外資到台設廠，財團政府共同連結成了一個龐大的資方，而這些日以繼夜推動著生產巨輪的無名英雄，正是我們的父母，他們用青春年華身強體健低頭賣力換來了政府引以為傲的「經濟奇蹟」。而這樣的情景，到了四十年後，依舊在土城工業區上演，只是當年從中南部來的台灣人，全換上的東南亞的面孔，歌曲依舊輕快，台北縣（新北市）依舊充滿了外地人濃濃的鄉愁。經濟還是逼人遠走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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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原因讓人遠離家園？而當年一切「向錢看」的價值觀，依舊深深地影響到我們的現在。台灣有很多的偏鄉，還是沒有年輕人願意回去，因為他們的家鄉沒有大都市的資源，青年認為回鄉找不到工作，沒有前途，於是家鄉荒廢人才外流，地方區域不均衡的狀態四十年不改。就我之前所說的「以成績為導向的教育環境」跟「城鄉不平衡的經濟狀況」內在都有一個相同的原理，就是「仰望強權」。
100 分才是好的，考得差是次等人，是被淘汰的。去都市才是有前途的，留在家鄉會被笑，是沒有用的。母語是少數人用的，是上不了檯面的。於是我們的眼光總在國外，羨慕中國的經濟飛梭，崇拜美國的流行文化，迷戀日本的大街小巷，拜倒韓國的產業面貌（韓劇／音樂劇／美食／手機）。我們都從學校學會去用成績單上的分數去辨別高低好壞，但是到底題目出得對不對，我們卻很不會辨別。
二二八事件後，1958 年台灣省政府推行「說國語運動」，口號「語言不統一，影響民族團結」，強調說國語才是愛國，在學校必須講國語，電影院禁播方言、外語電影。
1973 年教育部公布「國語推行辦法」，嚴格禁止使用方言，使用方言者會被罰錢、體罰、掛狗牌等處罰。推行結果，雖然達到了語言統一的目的，但代價就是許多人的母語都慢慢消失了。（2018 年 01 月 26 日 旺報 記者林永富／台北報導）
在禁止方言的政策下，我們下意識覺得母語是不入流的，是鄉下人在說的，到了學校跟都市，就是要說「國語」，於是母語斷絕，讓我們跟家鄉更形脫節，近一二十年終於開始慢慢被重視，恢復原住民名的人也越來越多，大家也才敢真正的抬起頭來說，我是什麼人！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卻在這個時候說出——要學母語回家去學——這樣的言論，也算開時代的倒車。
在高俊宏的《橫斷記》一書中，提到日本學者酒井植樹的觀點——十九世紀以來，將人分成了 humanitas（人文主義的「人」）與 anthropos（人類學的「人」），暗示只有西方的人性有人文主義的價值；而 anthropos 則是西方「以外」的人—譬如歐陸底下的殖民者。而日本殖民台灣的階段，日本看待原住民乃至於整個社會，基本上都沿用了這樣的劃分。而過去被認定為 anthropos 的邊緣區域特定的區域主體（鄉村人、勞工階級、原住民族等）往往會相信，唯有努力成為 humanitas，才能脫離被土著化的 anthropos 的惡夢。
而現今台灣的社會，依舊沒有擺脫這樣的思維，不想花時間去認識自己認識家鄉，而更多時間想要變成別人。對孩子教育依舊在單一的標準下 Ｑ&Ａ，「四歲半了應該要去上學囉！」、「你是男生怎麼會留長頭髮？」、「都這麼大了還要媽媽抱羞羞臉」我走到哪，從不認識的阿伯阿姨卻都說出驚人的，一模一樣的言語。過去我們為了在殖民強權下生存可以逼自己去學不一樣的語言，同化自己成為另一個國家的人，孩子也可以為了讓自己被正面評價，而去服膺學校各科的評量標準。但他可能失去多少他與生俱來獨一無二的天賦，而這更可能造成我們對弱勢族群的輕視，對邊緣人的無感，對弱國小民的傲慢，因為我們在趨向文明、仰望強權的過程中，會忘記「人生而平等」這最基本的概念，「少數服從多數」，其實只是在消滅少數人的聲音。
一個久被強權凝視與塑造的島國，已經忘了它原本的樣子。而那正是「我們」。
於是，我主張台灣的轉型正義一定要繼續地進行，要解開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殖民思想。除了學校教育基本學科，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家鄉家族生長地的歷史。接近大自然這萬年之書，學習了解不同的群體，對人對事抱有同理心，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欣賞自己肯定自己，不分大小好壞高低的去善待人與自然，從挫折中學習，放慢腳步。（推薦閱讀：落實轉型正義！陪原住民族，劃回家的路）
建立國家的核心，絕不能短視近利，
形塑孩童的人格，絕不在講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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